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20世纪以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稷下学宫”这个概念，部分专家考证，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的“稷下学宫”一词来自1944年郭沫若写的《庄子的批判》一书。结合文献和目前考古勘探发掘成果来看，多数学者认为齐故城小城西门外侧建筑基址群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稷下学宫”。
下表为历史文献中关于“稷下学宫”的记载
| 西汉《史记》 | “高门大屋” |
| 西汉《盐铁论》 | “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极下先生千有余人。” |
| 东汉《中论》 | “昔齐桓公田午（前374—前357在位）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
| 北宋《稷下赋》 | “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
| 北宋《太平寰宇记》 | “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 |
自奥古斯都时代起，赛里斯（拉丁文，与丝有关）在罗马就成了中国丝绸和与东方开展贸易的象征，尽管这种贸易往往经过印度或安息的中介。古罗马史学家也特别提到中国铁是“质量最佳的”，还有中国的大黄、桂皮等药物也是罗马人着力追求的商品。据普林尼记载，罗马每年因东方贸易而流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的货币至少达一亿赛斯特斯，约合十万盎司黄金。
——摘编自丘进《汉代中西交往与社会开放》
(1)依据上述材料，概括古代罗马帝国与汉朝贸易往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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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家 | 主张 |
| 孟德斯鸠 |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任何两个权力都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 |
| 伏尔泰 | 本身自由，周围的人与自己平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人们的自然生活 |
| 卢梭 | 基于人民自由意志订立的社会契约是国家和法的合法根据。法律是公意，即人民共同意志的表现，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
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之上的，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要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民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人应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4)概括材料中的主要思想，任举两例说明在该思想影响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A．占卜活动影响天文 | B．呈现出一定的人文精神 |
| C．早期民本思想孕育 | D．农耕生产盛行精耕细作 |
材料一
里耶秦简8-461号“秦更名方”照片 出土于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的一枚木方，用篆字刻画，内容有：“王室曰县官” “公室曰县官”“邦司马为郡司马”“毋曰邦门曰都门”“王游曰皇帝游”“王猎曰皇帝猎”等。 |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 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
材料二 19世纪下半叶以来，电报和其他形式的标准化通信把全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连在一起，而通信系统从电报到打字机再到计算机，都以罗马字母为基础。晚清知识分子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一些有识之士主张简化汉字，推广拼音文字，以普及文化。卢戆章成为汉语拼音文字的首倡者。留美工程师周厚坤于1912年发明了第一台索引式中文打字机，被誉为中文打字机之父。到新中国成立前至少产生了30个拼音方案和多台中文打印机，终因自身存在着缺陷，兼之政局动荡，没能在国内推广。
1954年，新中国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1956年，国务院通过并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中央政府选择了相对简单、国际通用的26个罗马字母，正式推出现代汉语拼音（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1979年，北京大学王选巧妙地把汉字用数学转化为点阵，将汉字占用体积缩小了五百倍，研究出了数字存储激光照排印刷系统，用电脑给汉字排版成为可能，王选因此被称为“当代毕昇”。1983年，王永民发明了“五笔字型”（王码），首创“汉字字根表”，解决了汉字输入速度问题，由此得到广泛的推广。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汉字革命”。①朱元璋口谕内容因具有主观因素，说法不可信
②《明太祖实录》属于官修史书，说法是可信的
③明初宰相胡惟庸被诛杀的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
④探究胡惟庸被杀之因须搜集更多史料加以辨析
| A．①② | B．①③ | C．②④ | D．③④ |
| A．在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交融 | B．直接和东亚进行商品贸易 |
| C．促进津巴布韦国家的兴起 | D．商业活动促进了文化交流 |
| A．周初分封制度尚未完善 | B．《史记索隐》抄袭了堇鼎铭文 |
| C．血缘宗法制度完全确立 | D．史料互证利于还原历史真相 |
材料一 《论语·子路》中记载，楚国有“直躬者”（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孔子不赞同“直躬者”的做法，他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韩非子•五蠹》也记载了楚国“直躬”告自己的父亲偷羊的事，处理此案的楚国令尹（掌握军政大权的高级官员）认为“直躬”此举不孝，便定了他死罪。韩非子则认为“直躬”虽然是“父之暴子”，但却是“君之直臣”，令尹这样处理此事，楚国就没有人敢告发坏人坏事了，对君主而言，这不是“社稷之福”。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令尹和韩非子对于儿子告发自己父亲这件事的看法，并指出他们看待此事的出发点。材料二《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同居相为隐，即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容隐，而容隐制度适用的主体中有一类人是“大功以上亲”（“大功”是中国古代礼制“五服”制度中的一级），即包括父母、祖父母等在内的血缘比较近的亲属。“斗讼篇”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父为子天，儿子可以为父亲隐瞒，如果父亲有过失，儿子应该恭恭敬敬地劝谏，尽到孝道，不让父亲身陷囹圄，“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同时还规定，以上两条法律都不适用于长辈有谋反（危害社稷）、大逆（毁坏宗庙、陵寝、宫阙）、谋叛（背叛国家）等罪的情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要评述《唐律疏议》的上述规定。| A．为张骞通西域创造了条件 | B．阻断了匈奴与外界的联系 |
| C．使河西走廊地区得到开发 | D．加强了对西域的行政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