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按照英国宗教改革前的传统，商人死后要将其个人财产的1/3留给教会，或将遗产留给商人行会用于接济贫困成员。在近代早期的伦敦，商人占全部患善捐助者的36%,比例远高于贵族和乡绅，商人捐的财物也占总数的56%。商人慈善捐赠的获益者多是本教区内的老弱病残和一无所有的流浪汉等，甚至有商人直接为穷人购买衣服、食物等生活用品。中世纪后期的南安普顿商业行会章程有规定：每个成员在集会时必须携带两个塞斯特尔的啤酒给麻风病患者和其他需要照顾的人。16世纪前期，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教会财产被没收，教会作为慈善捐赠机构的功能被政府所取代。商人在参与態善活动过程中，其宗教情感逐渐减弱，社会责任感在不断地增强。1485年到1540年间，伦敦有45%的私人慈善捐款是给予教会的，而到16世纪末则减少到7%。受加尔文教、清教道德观的影响，商人对贫民和流浪汉产生了厌恶感，认为他们的贫困和流浪是由个人道德败坏和行为懒惰而导致的。

——摘编自陈娟、陈勇《略论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悉善活动》

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