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卓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们认为，工业化及市场的全球性扩展使得国际体系的所有部分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18世纪末到1945年左右，是西方殖民式国际社会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持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西方全球性国际社会阶段。这两个阶段都代表了“有中心的全球体系”的形式，其中“有中心”意味着发展高度不平衡。而这种国际权力模式自21世纪以来变得更加均衡，不再只集中于一小部分国家，愈发具有融合性特征。

——摘编自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以武力夺来的广袤土地上普遍建立郡县，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然而，郡县制对于专制统治者个人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异姓的地方官吏多数是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他们往往在王朝危难之时为自己着想，不全力去拱卫统治者濒危的社稷。“汉祖龙兴，取周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于矫前世之弊矣。”西汉各侯国的权力较大，但经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努力，诸侯国势力大为削弱。

——摘编自万昌华《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材料二     中央集权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皇权为最高象征，自秦朝始基本稳定延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其根本在于保障国家的版图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否则分裂必然导致内战，内战则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对于大版图、人口众、多民族、区域差异大的大国而言，维持统一无疑具有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先进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中华民族而言，郡县制的这一灵魂至今并不过时。

——摘编自曹锦清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材料一   1793-1794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打开东方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并与中国发展条约所规定的关系。关于清王朝的前景，马戛尔尼作出了相当犀利的评价：“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飘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飘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无论外交上的结果如何，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要员评论说：“仅仅是通过这个使团所获取的情报，就远远可以补偿所花费的费用了。”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

材料二   昨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

——《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