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阎立德（约596～656年），雍州万年人，出身于工程世家。阎立德从小就对建筑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机巧有思”，加之又得父亲指授，因而得以“早传家业”。贞观初，历任将作少匠、将作大匠、工部尚书。作为杰出的建筑设计大师，阎立德先后营建了献陵及昭陵。作为我国封建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昭陵，它改变了封土为陵的形制，墓室在山腰岩石间穿凿而成，后世唐代帝王陵墓基本均采用此制。他善于把建筑的美学充分地在建筑物中加以体现，如他将玉华宫设计为坐北朝南，以玉华川为基础依山而建，并将各宫殿与实际地势加以了有机的统一。……通过中轴方向两侧的陪衬以及轴线上的空间变化方式，对皇权的威严、庄重加以了充分的体现。阎立德营建的很多建筑都背依青山，面临绿水，疏泉抗殿，包山通苑，处于翠峰叠嶂、清泉潺潺的幽静之所。
——摘编自温凯、陈跃《试论阎立德的建筑成就及设计特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阎立德成为建筑大师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阎立德的建筑设计特点。
材料一 按唐制，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考课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不同要求。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课标准和奖惩办法。
——摘编自张晋藩《考课——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重要制度》
材料二 明中叶以来，官僚主义愈演愈烈。隆庆二年张居正给穆宗所上的《陈六事疏》中指出，当时的官场风气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纵委徇”。万历年间经由神宗皇帝批准推行“考成法”。其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酌量道路远近，轻重缓急，确定完成期限，上述事由、环节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其二、六部和都察院分别按照所留帐簿底本，对相关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逐月检查。如果未按期完成，则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罪论处。六科根据账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内阁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科，并对隐瞒不报事例进行惩处。明代史学家谈迁评价张居正：“江陵立考成法，以为制治之本。向者因循玩偈，至是始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焉。”又曰：“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文支塞。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
——摘编自陈国平《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考论》
材料三 民国时期的文官制度以西方近代文官制度为蓝本，继承传统科举的某些因素，历经多次改革。孙中山提出考试权独立的治国理念，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设铨叙局负责文官的考录、升迁、任免，拟定《文官考试令》，构建起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框架。1915年，袁世凯颁布了《文官高等考试令》等700多种行政法规文件，初步形成了近代化的文官管理法规、法令体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行政范围和行政规模日益增加，急需一大批懂业务、有专长、技术娴熟的专业行政队伍来有效执行中央号令，国民政府考试院陆续颁布了各种相关法规，公务员考选制度基本形成。
——摘编自徐萍《从进士科举到文官考试》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考课制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考成法出台的背景及发挥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概括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选制度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周已有公开的人口调查，还有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呈报户口及税收的“上计制度”，加强了人口管理。唐朝政治家杜佑认为治国理政需要掌握详细的人口数字，曾尝试多种方法统计人口，如根据食盐消费量估算进行。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制定了统一的填写要求和规定，其调查项目之完备，在当时世界上实属罕见。
——摘编自董友涛《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史叙略》
材料二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公报》介绍并讨论了日本东京的人口调查。1909年，清政府发布“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并公布民政和财政统计表式的详细解说。各地调查登记户口时，须核查登记外国人口、教民人口和每户的壮丁、学龄儿童。在此过程中，地方自治区域调查亦同时进行。
——摘编自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材料三 202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前六次相比，“七普”全面引入电子化方式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还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对普查进行核验比对。“七普”为了解全国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细的分年龄人口信息，也为人口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摘编自张现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清末人口统计的目的有何不同，并分析产生这些不同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战略意义。
材料一：至迟在汉武帝时期，汉代就已设立掌管民间俗乐的“乐府令”。根据《汉书.艺文志》:“自孝武设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机关汇集了大量的民歌和贵族、文人的创作，并加以分类编排予以演唱。从数量来看，仅仅是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已著录28家314篇。东汉乐府史籍不载，当也不在少数。从作者看，汉乐府包括贵族创作、文人创作和民歌三个部分。贵族和文人创作多是歌功颂德，文学价值不高，两汉乐府的精华在民歌。
——摘编自罗宗强、陈宏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材料二：1937-1945年期间，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涌进了文艺领域，根据地的文学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中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之后，根据地的文学在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指引下，大放异彩，佳作迭出。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其中的佳作。
——摘编自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乐府诗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根据地文学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1950年美国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强对科技创新基础研发领域的直接投资。二战后到1977年前后，联邦投入占到美国总体研发投入的50%以上，其中国防研究和开发投资总额逐年增长，在1961年达到了70.7%的高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采取市场化手段，鼓励不同规模企业、大学等通过市场化模式参与科技创新，到1987年前后企业研发投入超过联邦投入。到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将国防领域的联邦研发投入比例压缩至1980年代中期的1/2至1/3,90年代的五年增长率为零或者减少。克林顿政府着力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科技创新作了全面战略部署，加大创新投入，强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实施金融财税优惠和瞄准先进制造等关键领域。
——摘编自王开阳，徐峰《二战后主要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模式比较及我国发展对策》
材料二 1956年新中国颁布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科技规划，简称《十二年规划》，其指导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在内容上，《十二年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12个重点任务。《规划》还对中国科研工作的体制、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做了一般性的规定。1960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十二年规划》的基础上，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其指导思想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
——摘编自曹希敬、袁志彬、《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要科技政策盘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美国科技发展模式的演变，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我国科技发展规划有何特点
(3)面对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综合上述材料中你能得出哪些启示？
材料一 儒家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争鸣与实践，已然成为秦汉以来统治者实现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的有效途径。秦朝通过边疆区域移民方式，令华夷混居杂处，引导边疆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汉朝根据边疆民族文化特点，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文教策略，努力倡导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的多元互动，受到良好的效果。蜀汉诸葛亮针对夷人“征巫鬼，好诅盟”的风俗，亲作“图谱”以示尊重，目的是将儒家文化引向西南边疆民族区域。南北朝时期，北部边疆民族纷纷内迁，在风俗习惯上禁胡语、着汉服、改汉姓，鼓励与汉人通婚。唐朝则把“和亲”“羁縻而治”文教理念运用到了极致，在宽容的宗教政策基础上，将唐朝的“声威”和“教化”传播到遥远边疆民族区域。清代采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宣”的“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尊俗重教的治边文教措施。
——摘编自程妮娜《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二 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到来，苏联开始以行政命令在少数民族中强制推行俄语学习，这样的语言政策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强制的语言政策下，到1989年非俄罗斯民族人口中已有68.4%的人掌握俄语，但少数民族语言的实用领域也相应地萎缩，排挤、歧视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一直存在。以语言的同化抹杀民族差别、实现融合的政策尽管得以强制施行，但在实际上引发了少数民族成员的抗拒心理。同时，斯大林极力抬高俄罗斯民族，将其称为“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并公开在历史、文化方面贬抑其他民族。这种意识形体的宣传，从短期来看，主体民族的优越感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情感，加重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和对抗心理。从长远来看，滋长了各加盟共和国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力，为苏维埃联盟的稳定埋下了祸患。
——摘编自王东波《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认同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统治者为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采取的政策，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失误，并思考其对我国今天处理民族关系有何启示。
材料一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拉开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49―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财政支出共计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同期的美苏两国。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材料二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具体办法要修改。”此后，中国逐渐压缩对外援助规模，1980—1981年，外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1980-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进行融资和捐款。1993年开始，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革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这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唐太宗在天山南部先后设置了伊州（治今新疆哈密）、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庭州 （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州之下置有县、乡。州置刺史，县置县令，乡置乡长，里置里正。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三州的设置斩断了西突厥的右臂和吐蕃的左臂，阻绝其联系。此后，在征服天山北部的西突厥残余势力和天山南麓的龟兹等国时，唐朝在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又在新招抚地区设立羁縻州府制度。
——杜文玉《唐朝如何经略西域》
材料二：边区政府建立了盐池县城川蒙古族自治区、曲子县三岔回族自治乡、新正县一区第一、第九回族自治乡等区、乡一级的政权，在这些民族自治区、乡中，让少数民族行使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职权。在政府的帮助下，边区先后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会”、“中国回教救国陕甘宁边区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团体，开展抗战救国、保卫边区的活动。在优待难民政策下，迁入边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土地，边区还组织迁移来的蒙、回族同胞组成打盐运盐合作社，给他们发放贷款，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还为他们减免课税。边区政府先后在回族聚居区开办了民族小学，由政府拨款、拨地，并实行免费教育。
——王晋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与实施》
材料三：“两个共同”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族工作的主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各族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牢牢把握“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上来，凝聚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来，才能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不竭的力量之源。
——梁志忠、郭五明《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对“三州”治理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设置“三州”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评述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做出的贡献。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个共同”的内涵，并概述其提出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下表为部分古籍关于魏晋以前诗歌的记述摘编
| 古籍 | 记述摘编 |
| 先秦《尚书·尧典》 | 诗言志，歌永言（延长诗的语言），声依永，律和声 |
| 先秦《国语》 |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 |
| 西汉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 | （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
| 东汉班固 《汉书·艺文志》 | 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自孝武（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
| 东汉何休 《春秋公羊传》 |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
材料二 魏晋之后，名为乐府诗，但只取其旧题而完全脱离了固定的乐府曲调，不能唱只能读的，和不依旧题，自编新题名目，只可读不能唱的两种形式的诗歌日益增多，这正是以纸为媒介的文字交流兴盛的结果。书信中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彼此互寄所作诗赋的情况，诗作的题目中也可看到越来越多的《答某某》《和某某》《赠某某》这样的字眼。可见这时文人之间交流情感，已经是把歌词写在纸上，让对方在纸上去看。诗的内涵也由过去的直抒胸臆，变得越来越重视情境的描绘；由过去的感于哀乐肆口而发，变得越来越重视伫兴（感情的蓄积）与构思；由过去一唱三叹的声气的强调，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字的藻饰和排铺。
——摘编自李壮鹰《纸与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至汉代诗歌承续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说明魏晋至隋唐诗歌的变化及其原因。
官员的选拔与考核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唐六典》规定：“考功郎中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除此之外，还有 40余位职官参与考课分工事宜。唐代对流内官员和流外吏员按照不同标准实行分类考课。其中针对流内官员的考课标准可以概括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政府着眼于官德品行。“二十七最”则是根据官员职位职能特点的不同而提出的具体要求。各地各部门先行考课并将考课结果编制成册形成“考簿”，然后逐级检勘、汇总，最后上报至尚书省考功司以待会考。最后由皇帝确认后生效，作为官吏俸禄增减、品阶升降甚至职务变动的重要依据。
——摘编自殷文明《唐代官吏考核与监察制度的互洽逆转及启示》
材料二：“癸卯学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属普及教育性质，其课程有读经讲经、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属普通教育性质，课程有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等。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大学堂分为政法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等。与上述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类。
——摘编自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1)根据材料一和结合所学，概括唐朝官吏考课制度的特点并简述其主要目的。
(2)根据材料二和结合所学，简析“癸卯学制”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