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宋史》多源于宋代国史、实录故可信度更高 |
B.弄清历史真相须有实物史料佐证 |
C.历史记载往往受到著史者立场的影响 |
D.不同史料导致历史真相的多样化 |
A.原始档案比研究文献更接近历史真相 |
B.历史研究需对多项史料进行对比互证 |
C.综合多种历史记录即可了解客观史实 |
D.通过文献研究最终能够还原历史真相 |
那座利用特殊钢材和近50 公分厚的水泥墙盖起来的特设监狱,十分牢固……部队人员拿着铁镐和铁锹走进特设监狱单人牢房的一刹那,都吓得呆立不动了……他们发现在单人牢房墙上闪耀着黑紫色的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每个字约为 20厘米见方。监狱里根本无法搞到笔墨,一看便知道那是用鲜血写成的。一个个黑紫色的字迹,像高压电流般地冲击着这些慌忙进行战败处理的731 部队人员的大脑,使他们麻木了 |
A.材料类型单一尚未形成有效证据链 | B.印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
C.文字记载的主观性限定了历史解读 | D.史料记载无法还原历史真相 |
A.化解国外学者质疑还需更详实的史料支撑 |
B.文献资料在证实历史真相时难以发挥作用 |
C.历史研究鼓励百家争鸣,大胆假设和求证 |
D.考古发掘是探求夏朝是否存在的唯一途径 |
A.以理学为指导对史学革新 | B.否定《史记》的史料价值 |
C.史学研究者关注时势变化 | D.探究万物以获取历史真相 |
A.历史的真相因年代久远而无法获知 | B.只有通过原始文献才能最终还原历史 |
C.研究者立场会影响其对历史的解释 | D.历史真伪需要进行史料真实性的考辨 |
A.历史研究可以根据时代背景和人物地位,进行合理推断 |
B.史书记载主观性太强,唯有通过考古发现,方能还原历史真相 |
C.史书记载不一,应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形成新的结论 |
D.历史研究应重视史料实证,要进行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 |
A.历史研究必须具备双向性前瞻性,可摆脱历史论证的主观性 |
B.广泛搜集各类史料必须得到考古的印证,才有得到历史真相 |
C.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历史研究的节点,由此得出历史事实 |
D.历史研究必须广泛搜集各类史料,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途径 |
材料一 张椿年在《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一书中指出,城市的生活与农村不同,市民脱离了土地,以经商和手工业为生,不同的生活状况,必须养成新的习惯,逐渐形成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相抵触的心理状态。市民心理拥有这样出些特征:善于创新,因为如果因循守旧,不提高产品质量就会在竞争中失败:重视自由,因为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携带商品走南闻北;敢于冒险,因为害怕漂洋过海,商品就缺乏广阔的市场:主张宗教容忍,因为不敢和异教徒接触,必然会失去可观的利润:重视理性,因为对行情、国情的估计不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不作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就会遭受破产;崇拜财富,因为财富给他们带来了荣誉和地位;要求享受,因为财富的增长,使他们有可能享受生活的乐趣。变化了的心理状态要求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人文主义是对市民思想的提炼和升华。
——夏辉辉《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世界古代近代史》
材料二 明末顾炎武编纂的《肇城志》,这样记载安徽南部徽州地区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贾人娶妇数月则外出,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识者。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之力也。他俗习懒习赚,有故无副,则贾不行。其数奇贩折,宁终身漂泊死。羞归对妇人也。男子冠婚后,积岁家食者,则亲友笑之。妇女亦安其俗,而无陌头柳色之悔。
——《中外历史纲要》
(1)根据材料概括意大利市民阶层的心理特征,并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2)根据材料二,与纳徽商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比较意大利市民阶层和中国徽商在思想上的不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