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票号，又称票庄。 因票号资本多属于山西，所以统称曰山西票号。票号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矛盾需要解决，所以早期的票号主要由商店转化而来。山西票号的规模，在银行出现前，无疑地是首屈一指。不仅国内各大都会都有设立分号，就连外国也有它的据点。票号之用人，均以山西原籍为多。号中职务之分配，伙友之进退，营业之伸缩，一切用人行政，俱惟大掌柜之命是听。

——摘编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材料二:甲午战争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推动了近代银行的设立。19世纪末，外国洋行已达933家。外国侵略者在洋行、银行中豢养了大批买办。这些买办收受回佣，巧取豪夺，发了大财。同时，封建官僚通过办洋务、办外交等，从中捞取大量财富，这些积累逐渐集中到沿海口岸。……财政方面，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屈膝投降，突然增加的巨额赔款负担，使得财政矛盾突出。同时为了维持清朝统治集团开办的军事工业，也需要巨额周转资本，而原有的钱庄、票号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需要了。

                                           ——摘编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

材料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具体提出了设立“商办银行”的主张，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标志着华资新式银行业的产生。中国通商银行的酝酿筹设以及初期运作，成为尔后中国出现新式银行业和相应制度构建的先声。……1900年， 北京分行被八国联军焚毁， 业务随之萎缩。 民国时期被四大家族控制， 受总体经济环境和战争影响， 19世纪40年代，通商银行已经有名无实。

——摘编自王健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北宋年间，仅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发生决口事件达89次之多，受灾范围涉及今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为此，北宋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曾屡次号召朝野人士进行讨论研究，群臣和皇帝本人都曾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治理建议和方案并付诸实践，如“诏河北转运司计塞河之备”;就地取材，利用各种薪柴竹石为骨架，然后加上黄土进行填塞混合做成河堤以提高河堤的稳固性；“藉林木固护堤岸，广行种植，以壮地势";使用带有机械力量的地龙爪和浚川杷；利用完备的考课和奖惩机制，迫使官员认真对待治河问题等。

——摘编自戴庞海、陈峰《北宋政府治理黄河的主要措施》

材料二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决口，导致山东、直隶、河南三省相继受灾。堵筑决口所需甚巨，“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清政府治河经费有限，加之部分官员贪污腐败，故“着直隶、河南、山东各督抚饬令地方官更疏浚积潦，凯切晓谕绅民等量力捐贡”。此举拉开了晚清新河道由地方治理之序幕……地方官绅积极治河，自行筹措治水经费等。在基层官绅与百姓的共同努力下，“民地可耕，渐能复业”。尽管如此，由于基层官绅囿于局部利益，治水实践无法形成有计划的系统水利工程，导致所筑堤埝多“尺寸较卑，未能连贯”。

——摘编自贾国静、王凤青《选择的无奈：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探析》

材料一 宋代赋税征收弊端重重。宋初乃至整个宋代，农民起义之所以局部经常发生，并提出“均贫富”口号，既与赋税征收不均有关，又同官吏暴敛分不开。……守内虚外作为宋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反映到赋 税上，就是财政收入的朝廷集中化。这导致地方官府特别是州、县两级官府缺乏可供其支配的合法的赋税 收入。为满足自身财政支出需要，各地官府不得不非法征敛。……宋朝在实际考核官员时往往更加注重上 供钱物等经济指标，从而使征收赋税成为其主要职责，导致“今居职者非其人，专以办财赋为职业，故郡县之职业不修，独掊敛苛暴之令行，而民受其弊”。

——摘编自米玲等《宋代赋税征收弊端成因探析》

材料二 田赋历来为中央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但是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各省田赋截留日益严重。对此，继 起的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政策。 1927年中央财政会议通过《国地收支标准案》，明令田赋划归 地方。 1928年至1933年，财政部两度出台办法，限制田赋附加。但是，各地军阀对中央法令置若罔闻， 动辄加派溢征田赋；各县豪绅地主也“每以不完田赋为私人应享之权力”，抵制田赋整理。 ……总体而言， 十年内战期间，田赋及其附加减轻有限，南京国民政府田赋整理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牛淑萍《1927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田赋整理述评》

材料三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在中国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于2006年1月1日正式终结……随着国 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党和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取消农业税的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扩大。

——摘编自熊皛白等《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

材料一   （杨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上表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帝览而嘉之，（开皇三年）于是遂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州县之下）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十五年，罢州县乡官（周、齐以来地方官员自辟之僚属）。

——摘编自《隋书•百官志》等

材料二   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盖不易者三纲五常。”开始行政改革，裁汰书吏、差役，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和巡警部等新机构。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做法，推出中央新官制。其中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一些主要与宫廷皇室有关的机构，均保留不变。此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又出台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并宣布该方案先在东三省试行，各省于15年内分期完成。对于此次清廷的行政改革，当时舆论大失所望，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而东三省官制改革又直接导致清廷内部发生轰动朝野的“丁未政潮”（1907年春夏间）。

——摘编自王建朗等《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1941年11月，以党外人士李鼎铭为代表的11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中共中央对这一倡议非常重视。于12月17日，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否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要求各地整顿各级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紧缩机构人员编制。”根据这一指示，边区政府、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简政，调整合并行政机构，减少工作人员。以太行区为例，全区军政人员减少6万。1943年后太行区由于精简，每月可节约公粮7000石，节约经费60万元。当年征收的公粮比1941年减少近1／3。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根据地由此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一洪武初年，朱元璋下“徙民之令”，以调整全国人口，大量移民逐渐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迁徙至重庆。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又两度组织移民入口垦由。重庆府《云阳县志》载：云阳县“邑分南北两岸，南岸之民，皆明洪武时奉敕由湖广府城使采者。大量外来移民使重庆府存在众多双籍地人士（祖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明代四川省中进士的数量共1406人，重庆府占318人，其中重庆双籍地氏族中进士者有41人，占比为12．8%。丰都县的杨丑瑛科举入仕后在其家乡建平山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文子弟诵读其间”。清初湖广民众身次移民四川时，甚至称川人“半楚”“半潇湘”。

——摘编自黄梅《“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纷纷赶往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万，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万。工人是内迁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在1937年，重庆仅有工厂42个，全人8000余人。到1940年，重庆已形成了一支以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织、化工等产业的工作文案，总人数近20万。“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武库街、都邮街、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无不及。但人口齐集重庆市区也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摘编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

材料三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对三峡移民实施“开发性移民”，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从1993到2005年，11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带上蔬菜种子、黄桷树苗，离开故土，“舍小家为国家”。重庆涪陵南沱镇村民含泪刨掉了蚕桑、龙眼、榨菜和柑橘树，重创新业。16万多外迁移民则带着家乡的泥土、三峡石，远赴十几个省市。三峡百万移民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精神：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

——唐润明《百万移民撼天地——三峡移民精神礼赞》

材料一   世界古代文明具有多元特点，其中的法制文明就是其代表。孟子和苏格拉底作为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其与法制相关的言论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特点。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其学生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学生问孟子：“舞做天子后，假如其父杀人，舜的法官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按职责办事；但舜作为人之子，应当放弃天子之位，偷偷背上父亲逃到海边住下。

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以亵渎神明与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与他的弟子们都认为判决不公。当弟子们安排苏格拉底逃走时，他认为，虽然逃走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合法的判决也是正义的要求，而且是更大的正义。……倘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而任意践踏法律，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城邦将无法存在。

——摘编自《孟子》、（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克泰西亚斯在其《波斯史》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赛里斯人，即产丝的中国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使古希腊人有了了解亚洲的机会。之后随着罗马的东进，希腊化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在地中海与中国之间流动。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张骞带回的“蒲陶”一词有学者认为来自希腊语，表示“一串蒲陶”。中国的丝绸、铁器、炼钢术经大宛、安息（帕提亚）传至东地中海各希腊化国家，甚至罗马。虽然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由于相距遥远，但是中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接触、沟通与交汇。

——摘编自杨巨平《文明的流动：从希腊到中国》

材料三   近日，习近平主席复信雅典大学维尔维达基斯教授等希腊学者，祝贺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成立。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希腊文明影响深远。”他以“百花园”为喻强调：“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共同构成人类文明丽多彩的“百花园’。”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两国建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史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