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众多海神信仰中，龙王信仰占据重要地位。自东汉至隋，文献中关于龙王的记载都与佛教有关。唐以前的龙王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海神，更多是作为事关农耕大计的神明，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域一带，而非东部沿海地区。唐以降，文献中记载各地修建龙王庙的事情很多。龙王不仅司职降雨，而且融入民众生活，成为人们面临困难时可以祈祷的神。两宋时期，龙王作为“四渎之神”，更有“奠安海国”的作用。

——摘编自乔英斐《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材料二：妈祖原型是宋建隆年间出生于莆田的林氏女林默，经修道最终飞升成仙，普渡众生于苦厄之中，自飞升以来多次受到统治者的褒封和赐谕，深受民众喜爱，其保护范围不仅限于渔业和商业，甚至也涉及到政治。其神力所达范围甚广，可以从泉州地区到直隶地区，甚至于“宾丹、爪哇等国”。今日学者统计全世界妈祖庙多达2500座，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巴西等26个国家。在许多地方，妈祖信仰早已超越了海神信仰的概念，信众甚至将其视为万能的神，类似于观音。

——摘编自应南凤《从龙王到妈祖——中国海洋社会的信仰观察》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信仰逐渐恢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6年底召开的全国民间信仰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入21世纪，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元素逐渐得到挖掘，成为各地的特色文化产业。

——摘编自游红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材料一   唐朝正式对西域展开军事行动是贞观十四年，《唐会要》记载：“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二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马四千三百匹。……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谏曰……上不从，以其地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山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并为都护府，留军以镇之。”贞观十四年九月，西州宣布建立的同一个月，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见到了当月的《西州高昌县李石柱等牒上当户手实》，最后一行文字是“贞观十四年九月日户主李石住牒”。《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抚西州，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使人宜共守安西都护，量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其自首以应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实西州”。

——摘编自孟宪实《北庭与唐朝的丝绸之路管理》

材料二   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基本继承了波斯的传统，实行行省管理体制。但对不同地区的风俗和文化大体上采取实用的尊重态度。在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宣布给予希腊人自由，到埃及后，他成了阿蒙神的儿子，到波斯后，他采用波斯礼仪，变成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继承人。到他去世时，尽管努力采取措施巩固统治，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框架，但亚历山大帝国作为一个拼盘的基本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此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随着共主的失去，也立刻瓦解。

——晏绍祥、赵轶欧《如何理解古代世界文明的多元与交流》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