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农业危机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农业危机与中国农业危机表现的异同。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国共两党处理农业危机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唐宋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力量，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律令，对社会救助事宜予以规定和指导，由地方政府督促实施。南宋以后，社会力量更强大，在社会救助各个领域逐渐占重要地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其中家族、宗族在民间救助中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宋代，宗族救助制度化，使得族人旧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济贫机构方面，唐时是由政府接管原属寺院主管的病坊，北宋时主要是由中央统一诏令各地兴办，而南宋以后，则由各地自行设立，经费也以地方自筹为主。救助方式上，赈灾救荒时招商、劝分等方式增多；救助实体的经营上，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兴办实业，获取稳定的收益，以维持机构的长久。
——摘编自王颜《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材料二 1883年，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疾病保险法》，1884年和1889年，又相继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与伤残强制保险法》。德国保险三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国家对民众生存状况的保障，由社会救助发展到社会保险，从而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历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由此产生。
——摘编自周佩璇《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首先产生于德国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宋时期社会救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用于医疗的磨制石针。《黄帝内经》融合阴阳五行、经络腧穴、人体与自然相应等学说，构建了针灸学的理论基础。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因针灸便于操作，医者多加以提儡，百姓亦略知负疗；皇甫谥所撰《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体系较为完整的针灸专书。唐朝出现专门的“针师”和“灸师”,针灸成为太医署的专业之一。北宋针灸家王惟一设计制成铜人模型，作为教学和考试之用。明代，针灸学文献丰富、名家辈出。
——摘编自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材料二 民国时期，中医学处境艰难，险遭扼杀，针灸也遭到歧视和排斥。在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下，重新厘定针灸知识成为时人证明中医有效性的一项重要举措。诸多医家都对针灸知识革新进行探索，如征集整理并公开民间针负秘术、改编传统针灸入门医书以便普通读者接受、运用生理解剖学论证解释经络学说等。
——摘编自陈思言《注重疗效与回归经典：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的路径研究》等
材料三 针灸6世纪开始传到朝鲜、日本、印度，16世纪传到欧洲。新中国成立以来，针灸学的国际影响逐渐扩大。1975年以后，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创办针负培训班，为许多国家培养了针灸人才。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中医针灸”入选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2019年.全世界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针灸。
——摘编自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针灸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民国时期针灸学的发展状况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针灸学在新时代的文化价值。
材料一 18世纪末，英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需要扩大帝国版图，以满足工业发展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输出资本和转移社会矛盾。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使英国能以新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进行扩张。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一书中便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这一 理论后来为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许多社会学家大力推崇这种新的帝国观念，主张抛弃重商主 义、推广自由贸易，但认为殖民地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必然选择。1820年伦敦商业资产阶级向国会递交一份由著名经济学家图克起草的请愿书，呼吁实行自由贸易。此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城市也提出了类似请愿书。19世纪上半期，随着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胜利，“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理 论被英国政治家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应用，自由贸易与殖民占领一起成为了英帝国扩张和管理的基本原则。19世纪中后期以来，纺织业虽然仍为英国的支柱工业，但其发展滞缓；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以猛烈的势头发展。二战后，英国、法国特别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平等的旗号下，推行新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经济与文化扩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经验。
——摘编自卢玲玲《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影响》
材料二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此后，截至2022年底，全国先后共设立了 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态势。21个自贸试验区累计共有28个建设方案，总计推出了34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在总体任务和目标基本一致的前提下， 各自贸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在改革试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涉及国家 安全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问题时，我国一直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据统 计，占全国国土面积不到千分之四的自贸区(港),2021年实现进出口额6.8万亿元，同比增长 29.5%,比全国高8.1个百分点，贡献了全国进出口额的17.3%。中国海关总署根据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改革经验，从2017年开始就在全国海关普遍推行自贸区创造的“单一贸易窗口”的做法，并提出 全国各地海关都要压缩货物通关时间的1/3,而各自贸试验区通关效率平均提高约40%。我国对外 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在过去十年由10个增长到19个，增长了近1倍。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了21个成员国达成《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 图》。2016年，G20 杭州峰会推动达成《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2017年世贸组织发起投资便利 化倡议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裴长洪《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周年：基本经验和提升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背景，并谈谈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材料一 华盛顿会议之后，结束了日本借一战之机短期独霸中国的状况，又回到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欧美列强可以不管中国的利益，但显然不能容忍日本向他们挑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重绘了世界政治版图，列强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了，这一期间的中法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面对这样的形势，法国在口头上承认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要求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愿望是正当的，在行动上也迫于压力做一些小小的让步，但在更多的方面，对于中国要求收回的在华利益，想尽办法拖延，如广州湾租借地。同时，又千方百计利用不平等条约，费尽心计寻求扩大自己的利益。有时甚至不顾自己大国形象，不惜采取威胁、恫吓等无赖手段。而在更多的时候，法国的让步和攫取新的利益是交错在一起进行的。
——摘编自张雪永《大革命时期的中法关系研究》
材料二 早在1949年初，法国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希望通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阻止中国支持越南抗法民族解放斗争。而中共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在援助越南革命的问题上态度坚定，中法建交的构想也就无疾而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法国追随美国谴责中国“侵略”朝鲜。60年代中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与中国改善关系，是戴高乐奉行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与中国合作使戴高乐在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时，手中多了一些筹码。1964年，中国和法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西方媒体将之称为“外交爆”。周恩来指出：“中法建交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件大事，是在西方打断一个链条，其影响会越来越深远。”
——摘编自翟强《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时指出：“2024年，我们将迎来两国建交60周年。双方要传好历史的接力棒，坚守建交初心、赓续传统友谊，推动中法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法建交为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间交流合作树立了典范，60年来中法关系的探索与实践塑造了“中法精神”
——摘编自卢沙野《忆六十载辉煌启新时代征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一战后法国对华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1949～1964年法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分析中法两国建交的影响，并简要谈谈你对“中法精神”内涵的理解。
材料一 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迄今已有7000年的栽培史。印第安人为它的驯化、人工栽培、耕作模式、育种、储藏、加工、食用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马铃薯，50年代他们将薯块传入西欧，70年代初开始在西欧零星种植。马铃薯传入欧洲慢慢传开后，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各国主要种植在庭院，供观赏和植物学家药学家收藏和研究。18世纪因各种原因引起的灾荒和饥懂促使土豆在欧陆国家作为救荒作物大大普及。法国医生和药师帕门梯耶尔从18世纪6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铃薯的推广和普及，于1774年出版了《马铃薯的化学检测》一书，书中详细深入地分析检测，介绍了马铃薯含的丰富营养成分和可以辅助治疗的各种疾病。到18世纪末期，马铃薯成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食物。
——摘编自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
材料二 马铃薯在爱尔兰反而很快扎根，成为了爱尔兰人的喜爱食物和依赖食物。进入19世纪，人口的快速膨胀对社会产生巨大压力，以至于土地不得不被分割为更小的地块，越来越多的人主要靠田地里的马铃薯生活，最穷的农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得一小块土地种植马铃薯，而一旦马铃薯歉收，饥荒很难避免。1845年夏，霜霉病侵袭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绝产，引发大饥荒，也导致疫病流行，有至少25万人死亡。大饥荒带来空前的对外大移民运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结构，在本国和美国都播下了对英国政府不满的火种。
——摘编自曹瑞臣《作物改变世界——以马铃薯对爱尔兰的历史影响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末期以来马铃薯成为欧洲大部分地区主要食物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爱尔兰大饥荒”的影响，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航路开辟后物种交流的特点。
材料一 1875年，早期维新派薛福成指出：“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如有阻挠公事，违例干请者，地方官不妨据约驳斥。”针对地方官员因不谙外交、不明条约，与洋人交涉则“茫然不知所措，刚柔两失其宜”，他建议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刊布各地方州县，“将来流传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撰述《新民说》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除梁启超外，晚清知识分子受到欧洲各国民族建国先例的鼓舞，也纷纷提出类似主张。1903年，蒋方震在《浙江潮》上刊出《民族主义论》一文，写道：“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他指出，唯有民族的国家，才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才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力战群族而胜之，其本族日滋长发达而未有已”。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在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党派团体，不论男女老幼，都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以各种不同方式投身抗战。此外，分布世界各国的华侨，始终与祖国的抗战同呼吸共命运，或捐款捐物，或返回祖国直接参战，为祖国的抗战尽心尽力。其间，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早期维新派、20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萌发的表现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战期间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意义。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加强“改土归流”地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材料一 1975年，法国邀请美国、英国、德国、意走利和日本领导人开会协调经济政策，以共同应时油价高涨和经济衰退。此后，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八国集团长期主导着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材料二 2009年二十目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议发表的宣言指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面临严重挑战之际，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决心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恢复全球增长，实现世界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二十国集目的成员既有美、英、法等八国集团，也有中国、印度等国家．显然具有更走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二十国集团也反映了全球实力与经济权力平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实。在全球重大决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已不再仅仅是“客人”和“观众”。而逐渐成为全球问题的决策者．成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力量。
(1)依据材料一指出八国峰会的主题是什么?这一峰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
(2)在对全球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材料二与材料一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3)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