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1582~164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644~172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1723~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关于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等书籍传入中国。顺治初年，清政府任命德国耶稣会会士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传教士主要是以个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等来往密切，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读经世致用之学。同时，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出于对神学的偏见，一些反映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体系，以及培根、笛卡尔的思想方法等均未能传入中国。当时西学的传播局限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圈子里），入清之后，甚至更囿于宫廷之内。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二 16~18世纪，代表中国精神文化的儒家经典、文学作品被传教士译介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历史现象被学界称之为“东学西渐”。当欧洲的工业革命尚未开启时，在传统社会的框架内，西方国家很难战胜中国。这迫使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能重复在美洲的武力传教。与此同时，依附于传教活动的文化交流，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中国文化才能走进西方，并被正面接受，而未遭受歧视。传教士除了译介大量代表中国文化的文本到西方外，还按照耶稣会制度要求，定期以书信形式向总部汇报传教情况，这些书信的内容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当时欧洲强烈需要借助外部因素冲破旧社会藩篱、摆脱教会束缚、批判封建专制并建立开明统治。为达到上述目标，欧洲人将目光转向海外，最后聚焦于“高于欧洲的中国文明”，期待从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在有关中国的文献中寻找他们所需的材料，并对此加以阐述、积极推广传播，为自己社会的改革创立理论，制造舆论。
——摘编自郑朝红《16~18世纪“东学西渐”重探：动因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西学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并对其进行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18世纪“东学西渐”的主要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材料一 隋代以他官与三省长官共同参议政事，即为宰相会议。唐初建立政事堂，自此以迄五代，宰相会议始有制度化的决策方式。宰相会议的内容十分广泛，举凡军国事务，都可以进行讨论。宰相会议对于各种政事在讨论后所作出的决策，一般即以中书门下奏状的方式上报皇帝批准后，作为与诏令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件颁布，或者转交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起草正式诏令颁发。如果皇帝对于中书门下的奏状不予批准，则其所议即作罢论。反之，皇帝的诏令，在一般情况下也要经过宰相会议讨论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始正式第一次。
材料二 唐五代，在宰相会议中实行集体决策的制度。在政事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时，不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而是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对于决定的决策向皇帝上奏状时还必须有全体宰相的联合署名。如果某一宰相拒绝在奏状上署名，则此状即为废状。如果宰相意见未取得一致，各以己见上奏，则属于违反联署制度，往往要被解除职务。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唐代宰相会议的特点。(2)概括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唐代的宰相会议制度。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与先秦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不同之处，并谈谈你对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现象黄帝也被建构为“华夏”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华夏”建构谱系化，影响了魏晋时期“五胡”基于“入主中国”的政治目的而对黄帝的攀附。这样就使得“夷狄入中国而主天下”之后，不自觉地继承此前的“华夏”共同体意识。……五代之后，主导中国疆域形成的力量由“夏”转“夷”。“夷”接受“华夏-汉”的“天下”观和政治经验，模仿“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加以补充、丰富、扩大，“中国”开始由狭义的、单一文化定义上的“中国”，转向国土意义上的、文化多元的“中国”。“华夏”的扩大，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前现代基础。
——摘编自吴启讷《族群政治型态的流变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1492年之前，北美大陆生活着多样化的土著美洲人族群，使用250多种语言。16世纪初至17世纪末，西欧移民和非洲奴隶大量涌入。到1776年北美宣布独立时，形成了以欧裔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流的“多族化"。一战时，大量南欧、北欧移民，甚至东欧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等为逃避战乱，不断涌入美国，打破了以西欧为主的移民格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族裔政治行动唤起了美国族群争取“少数权利”的觉醒，到70年代，拉美裔和亚裔移民的涌入改变着以白人为主的移民结构。2010年，“多族化”结构转向拉美裔、非裔、亚裔的混合化模式，族群社区构成了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以族群和文化差异为基础的“多族化”发展，促就了多元文化主义观念的广泛传播，为美国族群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如今，美国“多族化”问题凸显，消解着美利坚民族的公共文化和共同价值，使美国日益陷于族群冲突和社会失序的境地。
——摘编自张飞《论美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族群交流的特点，并简析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美国族群关系走向有何不同之处，试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部分城市开埠通商，新兴工业在这些城市逐渐兴起，大量外国工业品以及粮食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城市人口的生活资料不再完全仰赖于本国农业部门供应，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对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制约力有所减弱。同时，沿海沿江开埠通商城市也开始了早期工业化进程，由此形成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而沿海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开始逐渐上升。但是从全国来看，城市化发展速度仍然非常缓慢，1893年中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仅为7.1%。
——摘编自何一民《清代的人口变化与城市化特征探析》
材料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居住和生活。城市日益发挥着社会和经济发展龙头的作用，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思考成为各级政府政治智慧的重要体现。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明确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指导方针，它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指导战略。20 世纪90 年代的城市建设实践中，各大城市新区、开发区等开始纷纷涌现，建设规模都非常大。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二十大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点放在解决“人”的城镇化，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摘编自孙婷《中国近40年城市化发展主导战略与实践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和秦始皇建立的管理政府官员的制度，开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先河，但从严格意义来说，中国古代正式的文官制度是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开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金字塔式的行政结构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运行的基础。历代君主为维护统治而精心设计，官职的设置、文官的选拔任用等都由君主决定。在选拔文官上，强调德才兼备。自汉武帝开创考试选拔文官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形成后，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代所选拔出的文官往往从开始读书识字到揭榜入仕，都一直要接受杜奸防贪、清正廉明的教育。
——摘编自赵瑞军《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
材料二 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英国开始逐步确立了文官制度，但各国公务员的内涵却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英国，称之为“文官”，它包括上自政府的常务次官，下至清洁工，并且是经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的文职人员，但不包括政务官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行政部门的官员统称为“文官”，而立法部门的参议员及雇员，司法部门的法官，均不在文官系列。法国将国家机关人员统称为“公务员”。日本的“公务员”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公务员”，指在中央政府机关、国会、法院、国立事业单位等供职的所有人员；一种是“地方公务员”，指在地方工作的相关人员。
——摘编自吴旭《西方文官制度对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启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方文官制度各具特色的原因。
材料一 汉文帝即位之初，将军陈武等主张对南越和匈奴动兵，“以一封疆”，但汉文帝反对，其理由是对周边敌对民族不能轻易出兵，应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对南越，妥协和讲义并重，答应赵佗提出的“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等不失原则的要求，并表示和平的愿望。对匈奴，即使非要用武力不可，民族冲突以后，也力争与匈奴化为兄弟。南越与匈奴降附后，设置属国，《汉书》云：“因其故俗为属国”。
材料二 唐太宗即位前后，民族归附与分离并行，北疆的胡人、稽胡、契丹，西疆的吐谷浑、党项、羌人，南疆的诸蜜、僚族等，相继附而复叛，其中威胁最大的是突厥。唐太宗慎重地采取了众生一体、共治天下的原则。大唐帝国打败突厥之后，唐太宗并没有把突厥迁入华夏内地散居同化，也没有把他们赶回故地，而是就地安置，“因其习俗而抚驭之”，任用突厥首领治理，朝廷不派官员，基本是自治，相当于世袭封建。唐太宗执政时的唐朝廷是多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突厥、吐谷浑、吐蕃、契丹等）分享天下。唐太宗与异族分天下，还有更深一层考虑，“把敌国变成异族自治，留住外部监督，不留边祸，则外有制衡，内不失道”。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邱成岭《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观——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时期为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汉唐民族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唐民族政策的历史意义。
材料 宋元时期科学技 术的发展是非常突出的。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记载了这方面的成就，一些文集中也保存了不少科技方面的内容。
医药学:宋真宗时期，王唯一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统一了针灸的穴位;南宋理宗时，宋慈编的《洗冤录》是法医学上有重要成就的著作。
农学:南宋陈勇写的《农书》是我国农学史上十分重要的著作。
天文学:宋朝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中记载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元朝的郭守敬修订《授时历》，精确度相当高。
三大发明:火药到了宋代已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军事上的应用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宋仁宗时曾公亮和丁度编撰的《武经总要》中记载了三种火药的配方。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毕异开始制活字印书。北宋末年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了当时的海船上已经使用指南针作为辨别航向的仪器。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元时期科学技术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元时期的“三大发明”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
材料一 代议制民主的兴起已经是17世纪以后的事。洛克指出，政府和国家起源于人们的自然权利，如果政府背弃他们所受的委托，用职权而侵犯人民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利等安全保障时，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的自由的权利，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形式。德斯解决了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机制，明确提出防止权力滥用的手段：以权力约来权力，密尔给出了代议制民主的定义：“国家的主权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公民，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或公民投轩使这种权力。其转点是代表由选举产生，并向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政治权力应该定期、和平、有规则地更替，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法行使。
——摘自丁一、余降（直接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比校分析》
材料二 我国的代议制民主最初是从百方四家移植过来的，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一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规定，全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四的最高政权机关，在全中华苏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全中华苏埃代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苏堆块即代表会议，作为我国我议制民主政体的雏形，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为统一领导各红色区域的革命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建立的，而我国日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在这一政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摘自周和延、林军《我国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代议制民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述中共领导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践历程，并指出新中国代议制民主与近代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大部分年份数据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增长。但自实行改革 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制，截至“城镇化”战略确立的1998年乡镇企业的增 加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9%。整个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达1.25亿人，占当年全国城乡 非农就业总数的35.7%。1998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小城镇，大战略”的发展目标；2002 年，党的十六大在制定“全面小康”新战略的同时，针对“城乡二元结构”强调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方 针；2005年，出台了“新农村建设”来振兴包括县级以下的城镇在内的地方经济，以此体现城乡统筹协调 发展。因此，我国应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和政府大幅度增加农村投入的历史机遇，以优惠政策促 进农村人口向包括城关镇在内的中心城镇集聚，以低成本的农村“城镇化”和自治性质的乡村治理结构来逐步缓解“三农问题”,以使中国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温铁军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
材料二 20世纪50～70年代，在国外移民大量涌入、自然资源丰富及工业化高潮的推动下，巴西城市化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推动巴西由农业社会向高度城市化社会转型。然而，由于缺乏规划和协调，其城市化 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充足的就业支撑，产生了过度城市化问题。为此，1988年巴西出台的新宪法中专门设定一章阐述城市政策，确定“应致力于城市社会的全面有序发展，并保障居民的福利。”在此思想指导下，巴西政府在就业、减贫、基础卫生设施建设、贫民窟改造、环境治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并取得了成效，推动巴西城市朝着均衡、有序的方向发展。但巴西城镇化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进一步增加就业、减少城镇贫穷人口、完善低收入群体住房、降低社会不平等、改善社会治安等，关 系到巴西的健康、持续发展。
——摘编自程晶《20 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城市化的转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和巴西城镇化进程中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和巴西城镇化呈现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