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朝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成帝时“置尚书四人”，其中有“客曹尚书”，专主夷秋之事。在地方上设置的民族治理机构主要有“道”“属国”和“初称”，还结合具体形势和民族地区的特点设置了专门的职官，如在《后汉书》之《西芜传》、《乌柜鲜卑传》、《西域传》、《南匈奴传》中多有关于护芜校尉、护乌柜校尉、西域都护、使匈奴中郎将的记载。汉文帝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成之事。”武帝元狞二年（前121年），“上称、溯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成田之”。元封二年（前109年），“漠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称，赐漠王王印，复长其民。”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微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对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串……乃且听蒙约。”“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元光五年（前130年），遣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平都。”两汉时期，我国周边的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版图之内，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经历代之增益，遂成今日之中华。
——摘编自陈心林《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了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称县，南北朝置左称右县的历史经验，首创了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方式—羁縻府州。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共有八百多个。保留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从长官到僚佑均由本族人担任，并派遣汉官充当羁縻府州的部分官员，组成联合统治机构，共同治理。同时也由中央派遣代表进行“监视督导”。以西汉与唐朝相比，西汉立国213年，与少数民族和亲16次；唐朝立国289年，与少数民族和亲29次；西汉时仅有匈奴和乌孙。唐朝则有吐蕃、突厥、契丹、回纥、宁远国和南沼等九个少数民族政权；西汉和亲只限于西北和西部；而唐朝和亲则视野开阔，东北、西北、西部、西南都渗透到。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永徽律》，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反者，以法律论。”
——摘编自马敏钱晓芳《论唐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治理边疆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边疆民族治理政策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汉唐两朝边疆民族政策共同的历史意义。
材料— 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广泛推行反动的殖民政策，对殖民地实行“分地”和“监护”制，任意用抓“加勒比人”的名义逼印第安人成为奴隶或去矿井、种植园服苦役。16世纪上半叶，印第安人每年被屠杀1200至1500万人；西班牙入侵时，海地人口约6万人，至1548年时仅剩600人。西班牙殖民者在1545—1560年平均每年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黄金达5500公斤、白银达246000公斤。殖民者还利用天主教和所谓的“异端法庭”来奴役、压迫印第安人。
——摘编刘明翰、陈月清《郑和七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发生的商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后果，集中到一点，便是资本势力的增长，一个新兴的拥有资本的阶级——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方登上历史舞台。西欧国家的银行家、商人和工场主的地位蒸蒸日上，他们注定要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统治，由此加速西方社会经济的根本变革，并且影响整个世界。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资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为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的手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试析新航路的开辟与早期殖民扩张对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工厂制度在英国形成后，工厂主大多数不是贵族。他们凭自己的创造才能取得发明专利，更凭精明的算计开办工厂，有的成为万人瞩目的首屈大富。理查德·阿克莱特是工匠出身，前半生穷困漆倒。他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并很快取得专利权，1771年建立水力纺纱厂。马修·波尔敦是手工业主，他创办了铁厂，并帮助瓦特改进了蒸汽机。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等
材料二 工厂制度进入中国始于19世纪中后期。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到1913年工厂数量已经颇具规模。据对1913年以前开办或投资工厂的202个人的统计，地主占55.9%、买办占24.8%、商人占18.3%、华侨占1%。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某学者认为，政治环境的不同是中英两国早期工厂创办者身份不同的主要原因。概括中英两国早期工厂创办者的不同身份，并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另提出一个主要原因均可，并阐述理由）材料 沿京杭运河进行的漕粮北运，一直被清政府视为国之大计。乾隆中期以后，漕运官员贪腐严重，陋规帮费不断增加。再加上黄河决口，运河河床淤积，漕运受到很大影响。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后，南京等地被太平军攻占，漕运断绝。清政府不得不全面依赖海运。海运初期主要雇佣民间的沙船和卫船，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又以轮船承运漕粮。原来的漕运一次需要十个月时间，而海运只需几天至十几天，所需费用只有漕运的几分之一。为鼓励船只承运漕粮，政府除付给运费之外，还允许捎带私货贩卖，并给予免税。粮船北上时，往往捎带丝绸、棉布贩运至北方，空船南归时又会运载北方的麦豆、杂粮。沿途港口如上海、登州、天津逐渐兴盛，而运河沿岸城市则急剧衰落。凭借承运漕粮的业务，招商局在与外国航运公司的竞争中一度占据优势。
——摘编自林梦银《清代漕粮海运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代实行漕粮海运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清代漕粮海运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漕粮海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法律宣教在历朝历代的不断重视下，逐渐形成了其特有体制与独特优势，有效促进了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伦理教化功能的实现。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只需简单的法律法令即可，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宣教，便遵循这一“简本普及”传统。具体实施中，针对儿童有注重教化的“蒙学教育”；针对德高望重之人．有隆礼重德的“乡饮酒礼”；针对官吏，有朝廷重视的“明法律令”。自战国以来，法律考核在商鞅的主张下极其严苛，掌法官吏在回答其他官吏或百姓的咨询时，必须按法定程式回答。此外，明清两代都规定百官必须熟读法律，京师内外各部门官吏都要接受其上司的法律考核，倘若不能通过则受到惩罚。
——摘编自谢宝仪《中国古代法律宣教制度的优势与当代借鉴——以基层普法为视角》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皇帝既是口衔天宪的最高立法者，还是最高的司法权威。而西方从古希腊起，不同的权力中心同时共存有很长的历史，因此．西方法系总体上是由多个法律体系组成的组合性系统。在法律结构方面．古代中西方法律都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维护不平等的身份等级秩序；但西方法律传统在文艺复兴及近代法律变革之后，出现了平等化、非歧视化的浪潮。在法治终极目标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以结果平等、社会关系和谐为目标；西方法律传统则注重程序正义，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是其主要的目标实现方式。在法治认识论方面，中国古代个人依附在家庭和国家之下；西方法律传统更看重个人，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是法律关系的基石。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倡德主刑辅、礼法并重、宽猛相济；而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中世纪以降，长期采取宗教至上、法律为辅的社会治理方式。
——摘编自冯玉军《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宣教制度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西方法律的主要不同点，并说明其历史原因。
秦汉时期的乡里豪民在秦汉文献中，多有““豪民”“豪强”“巨姓豪强”“兼并之家”等记载，活动范围主要在乡里，故称之为“乡里豪民”。
◆乡里豪民的主要构成
一是六国贵族。秦统一六国后，虽然统治者以各种形式抑制其势力的发展，但他们仍得以残存和潜伏下来。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们蜂拥而起，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西汉政权巩固后，虽然进行了消除异姓王的斗争，但六国势力并未被彻底消灭。他们役财骄溢，或至兼并，甚至武断乡曲。
二是兼并之家。自战国以来……一部分人依靠自己的经济、政治或宗法势力兼并土地，渐至豪富……至东汉时期，许多乡里豪民已拥有大批徒附、部曲，在其羽翼下已汇集了一股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
三是富商大贾。秦汉时期出现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局面。西汉中叶以后，富商大贾拥资雄厚，他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
◆国家对乡里豪民的抑制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汉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营三百另方以上者于茂陵”。
西汉统治者曾派酷吏对豪民严厉惩治。在酷吏摧折豪强的同时，武帝时还以刺史分刺各州，“六条问事”。六条中的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贿，割损政令”均涉及到乡里豪民。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算缗、告缗、均输平准、更钱造币都是抑制豪民的重要经济措施。
——摘编自仝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
(1)秦汉时期国家为什么对乡里豪民进行抑制？
(2)概括秦汉时期国家抑制乡里豪民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自治城市是罗马帝国与中世纪西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共同体，而且都是政治体制不完善的产物。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大多数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形成的，这些城市的自由民一开始就是强者、征服者。因此，当罗马帝国征服地中海世界以后，帝国行政制度的基础依然是自治城市。中世纪西欧的自治城市则不然，他们绝大多数是经济发展和武装斗争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是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基础，但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原因却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因手工业发展、商业发展或军事原因而产生。如果说西方城市的政治制度与传统诞生于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那么它的经济属性与商业属性则产生于中世纪的西欧自治城市。掌握货币使城市具有了经济实力，他们用金钱赎买的方式向封建主购得自治权，因此可以说，货币是市民阶级巨大的政治平衡器。
——摘编自杨婉嘉、王振霞《罗马帝国与中世纪西欧的自治城市比较研究》
材料二 11世纪起，西欧开始了旧城复苏和新城产生的历史过程。一些商人、工匠以及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农奴，聚集在港湾、城堡、教堂以及交通要道周围，进行生产和交易。这些地方逐渐演变为中世纪的城市。中世纪的西欧城市中诞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上，城市居民拥有人身自由；第二，城市土地属于自由财产，不归封建王国或领主管辖；第三，市民只要向其所属领主缴纳一部分税款，那么在城市范围内就可以拥有非常多的自由。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中世纪的城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自治城市与中世纪西欧自治城市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欧洲城市兴起的原因。
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材料一 《两唐书》所记载的830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589人，占总数的70.96%；小姓约109人，占13：213%；两者合占84.10%，寒素家子弟132人，仅占总数的15.9%。这表明，士族子弟在九品中正制瓦解后，在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什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科举的特点及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科举制的变化及影响。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及传统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