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唐太宗时期有关在高昌设置州县的争论
贞观四年（630年）高昌王麹文泰曾亲自朝唐。但贞观六年（632年）唐经焉耆之请，开大碛路，使得高昌独擅东西交通的格局被打破。高昌遂攻焉者，又遏绝西城朝贡，攻唐伊吾，西联西突厥，北又挑拨薛延陀与唐的关系，唐与高昌关系破裂。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攻灭了高昌国。
关于如何统治高昌地区，唐太宗主张设置州县，大臣代表魏征反对，认为“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但太宗坚持己见，依然在高昌设置了州县，并开始积极经营高昌。
——据《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间析唐太宗出兵高昌国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魏征对处置高昌国持何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唐太宗“坚持己见”的合理性。
材料一 中国近百年以来，则是旷古未有的一个大变局，……这一个大变局是什么变局呢？原来就是民族自信的大实验期。……在只觉得坚甲利兵不行的时代，我们犹可以自己的哲学与艺术自慰，我们的态度还是在鄙夷着，到了觉得声光化电也不行的时代，我们就只有让步了，但让也只让半步，这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觉得连义理词章也不行了时，于是整个让步了，因而有所谓“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主张之出现，就证明是我们自信力的丧失之达于极峰。
——摘自李长之《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1942年）
材料二 在这个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面前，我感到深深内疚的是，自己在漂洋过海、旅居欧洲时期，只认为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世界文艺发展的高峰，而对祖国伟大灿烂的古代艺术却一无所知。今天，面对祖先遗留下来的稀世珍宝，才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摘自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根据材料自拟论题，结合相关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述清晰，言之成理）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特征，并分析这一特征对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多数哲学家承认科学的原因。
材料一 “有人告诉我各种职员曾采用了如此不正当的手段，以至于下班时用走得最快的钟来计算，而且在他们下班时间到来前就打铃，上班时则让钟走得很慢而铃在他们上班时间过去后才响。那两个黑心的内奸福韦尔和斯凯乐恩故意允许这样做。有鉴于此，这里命令：除了告诫员的钟，任何人因此之故不得以其他的钟、铃、表或日晷来计算时间；除了管钟人，这个钟指的时间决不允许任何人变动……”
——18世纪英国克劳利铁厂制订的《手则读本·监察员守则》
材料二 “我在布雷德先生的工厂里工作……在那儿，夏天我们得干到天黑得看不见的时候。我说不出我们是在几点钟停止工作的。除了主人和他的儿子。谁都没有表。所以我们不知道时间。有一个人有表……但被人拿走了交给主人保管，因为他曾把白天的时间告诉其他工人……”
——18世纪一个英国工人的证词
材料三 “《字林报》云，江海关新装大钟，业已校拨准确，定于元旦子正为始，正式报时。从此上海一埠对于沿海区标准时刻，复得有所准则，中外人士同蒙利□，该钟计时非常准确，制造者保证每月时差不逾十五秒，即每日不逾半秒，而其鸣声亦殊宏亮，若在静夜，几可闻于全埠，所以海关税务司深望本埠各公共处所时钟，咸能以该钟为标准，使全埠时刻得以划一、不爽分秒云。”
——《海关大钟今晨校准》，《申报》1928年1月1日
(1)材料一与材料二在时间问题上有何分歧？请结合历史背景分析这一分歧产生的社会根源。(2)根据以上材料，以“从传统到现代”为角度说明1928年江海关新装大钟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其余陈平、王陵皆白徒……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摘编自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
材料二 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的结论是不能否认的或修改的。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材料三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摘自《改革开放简史》
作为“百年变局”的参与者，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从历史进程中汲取应对变局的智慧，自拟论题，阐述你的历史认识。（要求：主题贯通，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语言精练）材料一 1928～1930年间的上海：到处是人潮，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在老式和新式汽车之间，在为争得人力车费而疯狂奔跑的苦力之间，冒险地挤来挤去；远处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打麻将牌声以及在回力球场和跑狗场里赌博的喧闹声；满街幽微地散发着甘甜而辛辣的鸦片烟气味；无数乞丐及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孩子们哀声乞讨；里弄里，家庭主妇们倒洗马桶的声音和生煤球炉子的青烟以及横跨弄堂的晾衣竹竿上挂着的“万国旗”，使里弄显得狭窄、杂乱和压抑。
——摘编自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材料二 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材料三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日记中写到：当地老百姓衣服整洁，乡村来的妇女不穿裙，皆是天足，没有发现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在街上没有看见过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
——摘编自黄炎培《八十年来》
(1)根据材料一，概括当时上海社会生活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延安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故此制因价值丧失以致事实上之消灭。然在周代既有长时间的历史，儒家复衍其法意以立教，故入人心甚深。
——摘自《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儒家重视宗法与族谱的生活伦理和社会功能，并将宗法伦理运用于族谱的编撰之中。张载主张用宗法与谱系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苏洵在创修《苏氏族谱》时，明确希望“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摘编自张载《张子全书》、苏洵《嘉祐集》
材料三 后世封建不行，而宗法因之以不讲……盖因谱不时修耳，不然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摘编自陈瑄《方氏统会宗谱序》，嘉靖三十七年
(1)根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明儒家编撰族谱的目的，并指出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材料一 1912年，临时大总统《致各省商民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惟念各商业向例于阴历年终结账，设骤改章，恐有妨碍，仍以新纪元二月十七日，即旧历除夕为结账之期。希即公布，一体遵行。
人民尚崇尚旧新年、不注重新新年者，是尚未能脱离旧观念，未能脱离旧思想者也。新新年为民国的新新年，为共和国家的新年；旧新年为君主时代的新年，为专制国家的新年。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材料二 1929年，国民政府训令：从民国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约，及一切文书簿据等，一律须用国历上之日期，并不得附用阴历，方有法律上之效力。
——摘编自《国民政府公报》
材料三 国家的治国兴衰，原不在乎几时过年，而政府独把提倡新年，禁过旧年，列为要政，官厅防旧历甚于防匪，禁过旧年甚于禁烟，真不知为何如此。
——摘自《大公报》
材料四 民不遵行阳历，即不倾心于民国，民国于十七年又变为党国，于今三年，仍勒令百姓遵行阳历，而民依旧不遵，可见阳历之不适于民意也。
——摘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政府和民众对待改行阳历的态度。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试述推行阳历的时代背景及意义。
材料一 18世纪中叶以后，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了。在工业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政府早年所颁布的对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限制性法令已严重束缚经济的自由发展。同时，随着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关税保护制度已成为海外市场的障碍，为经济发展“松绑”已成为形势的需要。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支持经济发展。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781—1785年的年均1369.3万英镑，增长到1866—1870年的6924万英镑。
——摘编自刘金源《现代化与英国社会转型》
材料二 巴西的工业化始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导致的国际贸易萎缩及二战带来的外部条件变化，迫使巴西加速发展原先需进口的本国工业消费品。二战后，巴西政府开始制定全国性发展计划，不仅对汽车、钢铁和家用电器等基础工业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制定了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1956—1961年，巴西政府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包括5个部门30个项目的目标计划，建立了汽车、造船以及重型电机等制造业。同时，钢铁、重化、造纸等工业部门也取得很大发展。
至20世纪60年代末，靠国家高投入、高保护和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推进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导致巴西民族工业失去了发展活力，国内积累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 为此，巴西政府决定采取外向型的发展模式。1968—1974年巴西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0%，被誉为“巴西奇迹”。
——摘编自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英国与巴西工业化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巴西工业化不同于英国的原因及其启示。
材料 全面抗战以来，广大海外华侨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湖。各地侨胞纷纷组织起来，成立抗日团体，从各方面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1938年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举陈嘉庾为主席。
1937-1945年，海外华侨以各种形式捐款捐物，捐款共达13亿余元。捐献的医药品，单是奎宁丸种，价位即达250万元。冬衣募集，南侨总工会负担了50万件。从1939年2月至9月，先后有九批共3200余人回国参加滇缅，滇黔等交通线的抗战物资运输工作。马来西亚的华侨机器工人不过千人，而应募回国服务者达200人以上。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进行抗日宣传，各地华侨报刊均开辟抗战专栏，报道祖国人民英勇奋战的消息，动员华侨声援祖国抗战。经周恩来推荐，胡愈之到新加坡就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从1941年元旦起，胡愈之每天写一篇社论，把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抗日战争的最新消息、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及时在《南洋商报》发布。
——摘编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方式。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