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冷战期间美苏的粮食贸易始于1963年10月。尼克松上台之后推行对苏缓和，美国对苏粮食出口量得到大规模提升。除了卡特政府期间短暂的中断外，美国对苏联的粮食出口一直延续至苏联解体。在这一时期，美国在对苏联的粮食外交中采用“联系战略”，将经济议程与其它议程联系起来，通过相互“挂钩”的方式以绑定经济交易和政治交易。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成就了苏攻美守的冷战对峙格局，为苏联的对外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后盾，但同时掩盖了苏联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并形成了苏联经济单一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模式。至1984年时，能源出口的收入已经占到了苏联外汇收入的54.4%。之后苏联的外汇甚至有三分之二要依靠向西方国家出售石油；而与此同时，粮食已经占到苏联进口商品的四分之一。“石油—外汇—粮食”构成了苏联粮食贸易的脆弱链条，而苏联对粮食进口的极度依赖，又必将威胁苏联的国本。

材料二   1985年8月，里根政府实施了“逆向石油冲击”战略，迫使中东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猛然将产量提高了一倍多，这导致国际油价在不到五个月时间里从每桶三十美元跌至每桶十二美元。苏联短期内损失了一百亿美元的硬通货，并忍受着油价每下跌一美元就要损失五至十亿美元的绝境。然而此时苏联来不及通过增加产量来弥补损失，1988年苏联石油产量达到峰值之后就开始下降；与此同时，苏联也没有其它可以替代石油的外贸产品了。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苏联不得不向西方求援以获得粮食援助和贷款，以至于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满足西方的附加条件，最终走向了改革失控和解体。

——摘编自《冷战中后期美国对苏联的粮食外交与美苏博弈》

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外学界持续关注了人民政协制度，下面是国外学者关于人民政协制度的研究情况及研究视角。

·新中国成立初期：预测政协的影响，辨析新中国与苏联在国家形势上的异同。

美国学者施泰纳认为中共建政之初，出于迫切巩固革命时期形成统战同盟的需要，人民政协被看作“临时权力机关”，主要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中潜在的同盟力量以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强调中国政治发展的本土特征，强调田野调查和第一手资料在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政党代表性，象征着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人民政协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精英代表性；人民政协具有一定的新兴社会阶层代表性。

·21世纪以来：对中国政治制度及其韧性进行讨论，对人民政协的研究呈现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特征。

浙江省温岭市自发产生的“民主恳谈会”这一民主形式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华裔学者何包钢就曾提出，温岭基层乡村的协商民主实验是否能够影响顶层的“两会”制度设计。

——摘编自金文《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外学界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制度研究的演进》

材料一   因“现当整齐币制之际，亟赖设有银行，为推行枢纽……采择其紧要诸斌，参以中国情形”，于是自1905年起，政府特设户部银行作为国家银行，户部作为直接管理者，后发展为大清银行。1928年，中央银行行长呈请财政部创办中央银行，强调这是“贯彻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问题”、解决“关款存放”问题和紧急情况下调剂金融的需要。同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34年，政府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的部分职能，即中央银行对存储银行存款设保管库并予之担保。而由于体制不健全等因素，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国有银行始终履行着中央银行在货币监管、金融监督等方面的职能。

——摘编自常雷峰《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形成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13年，美联储正式成立，其根本目标是维持金融稳定，通过提高贴现率来缓解不断上涨的通胀压力，以应对19世纪末以来商业银行破产倒闭风潮。羙联储作为中央银行，直属于国会并对国会负责，银行领导层人事也由国会任命，独立于政府，直接保证了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间的适当距离。1935年《银行法》修订了《联邦储备法》，要求美联储在考虑“国家总体信贷状况”的情况下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并广泛听取工商、金融等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对国际金融形势进行评估、预测，拟定货币政策预案。大萧条时期，高失业率引发美国经济社会动荡，美联储对金融稳定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维持充分就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摘编自边卫红《美国中央银行制度演进及启示》

材料一   从“江南瘴疠地，九州之隅角”到“苏湖熟，天下足”，乃至江南“富甲天下”“衣被天下”，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大体而言，以西晋永嘉南渡为起始，江南人口开始加速集聚，并以丰富多彩的组织形式开展农业生产；经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变后，江南逐渐完成了这一历史形象转变。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二   明代，江南棉、桑种植逐渐广泛，可谓“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栽（棉）花”。以致曾经“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至明代“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即使是产米之都的苏州，也多依赖湖广之粮。江南地区种植烟草、竹木、花卉之人日广，扬州、杭州等地甚至形成了专门的供应市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推动了农业雇佣的发展，形成了长工、短工、月工、忙工、伴工等雇佣形式。他们多接受雇主的工钱，同雇主的生产相结合，为雇主生产，增殖其价值。此外，江南农民或迫于生计，或欲发财致富，弃本逐末现象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材料一   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通过政治联姻维护统治利益、达到为其所用目的所采取的和平交往策略。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唐代和亲政策效仿吸收了西汉、隋朝的经验，将和亲政策作为处理民族关系、安国定边的主要政策。从唐王朝周边形势来看，少数民族政权第次崛起，给唐造成严峻的统治危机。尤其是吐蕃、突骑施、东突厥、契丹等频繁入侵边境，使唐朝四面受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因此，唐统治者的民族观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包容性、开放性特征。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朝将和亲政策广泛运用于民族关系建构中，有力推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材料二   在新中国初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工农教育政策，对广大的农民进行普及教育，开展扫盲运动。各级学校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经过培训，他们对政策的认识更深刻，决策的方式和方法更具灵活性。广西少数民族区域的基础教育，为当地的社会建设培育出了大量具有基础文化的建设者。为适应国家的爱国卫生运动，广西还在农民学校、冬训学校和民校等开设了有关医药保健的课程，在国家的大力宣传下，民众渐渐摆脱了迷信，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通过民族教育，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民逐步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引领下，民族地区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摘编自李梦烁《20世纪50年代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在广西的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