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17世纪起，大批旅游图册的出版与热销帮助欧洲人建构了相对系统完整、全面清晰的“中国图像”，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满足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此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与时尚资讯的迅速传播，时装版画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与世界服饰文化的平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中，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东西方服饰贸易出现了繁盛局面。来自异域的新鲜生活信息与时尚潮流资讯伴随着借助海洋贸易流入的大量东方服饰纺织品向西方扑面而来，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服饰纺织文化与相应的“衣冠之制”。
——摘编自宋炀《17—18世纪东方国家外销服饰纺织品与近代世界文化建构》
材料二 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清政府不断颁布的“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障碍。1791年，英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中英双方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了。
——摘编自胡良益、潘天波《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18世纪东西方服饰贸易繁盛的原因以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英冲突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评析。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材料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勘，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子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该书写于1940年代）
结合中外历史，评析钱穆的观点。（要求：自拟论题，史论结合，叙述成文，条理清晰）材料一 习惯法随着时间的流逝、案件的积累等诸多因素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中世纪时期的领主和佃户便要求将习惯法诉诸文字，以备审判时准确无误地使用。在英国，庄园法庭的判决结果一般是记录在案的，从而形成所谓的“判例”，而新的“判例”便可以作为新的习惯法在下次审判中被引用。虽然庄园惯例并不是由庄园领主统一制定的，但当已经存在的惯例不能够完全满足领主的某些利益时，领主便会召集农民来重新制定新的庄园惯例。每个庄园法庭里的农奴和领主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无休止的争辩，从而产生了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新的判例。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集体表决，我们会发现新的惯例在慢慢倾斜，倾向于农奴一方。
——摘编自刘璐《论中世纪英国庄园法庭的性质》
材料二 11世纪后期，《查士丁尼法典》一经发现，便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人开始积极投身于对法典的研究之中。其中，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闻名欧洲，该大学逐渐取得欧洲法律学教育的领导地位，其全盛时期有来自欧洲各国的学生约一万多人，声名远播。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不同的法学流派也开始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法学学派有注释法学派和疏证法学派。通过他们的努力，中世纪的时代精神得以与古典时代的罗马法相融合，使得罗马法更加适合中世纪的历史实际，从而为欧洲各地继受以及在法庭审判中实际使用罗马法准备了条件。
——摘编自陈勇《查士丁尼法典评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世纪英国“庄园惯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世纪“庄园惯例”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查士丁尼法典》对中世纪法律的影响。
材料 与西方相比，中国启蒙不仅匮缺市民社会的根基和动力，而且没有西方式的孕育了现代性的传统资源可资利用。这样，当启蒙运动移植西方现代性价值并以其批判本土传统时，传统的抗拒和文明的冲突，都是西方内源性启蒙所未曾遭遇过的。五四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从文字阐述到政治实践的西方思想启蒙一直把人的价值（文艺复兴）、人的自由权力（启蒙运动）作为基本起始点，而且人的价值、人的自由权力也是西方思想启蒙的一般归宿。而中国的思想启蒙长期以来偏离了这个方向，人的价值、人的权力始终没有成为思想启蒙的起点和归途。
——摘编自高力克《五四：未完成的启蒙》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由此开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合作的 新的里程碑。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亚非国家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及原则，指出： “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 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 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此后，中国开始同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开展以经济技术援助为 主要形式的经济合作。1956年6月21日，中国政府和柬埔寨政府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这 也是中国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有关经济技术援助方面的协定。从1956年至 1963年，中国还与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缅甸、几内亚、阿尔及利亚、马里等十几个亚非 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向他们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其后，对新兴民族国家给予经济 技术援助成为中国的一项长期政策。
——摘编自李伟《新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政策的演进及评析》
材料二 中国在1950-1978年累计提供对外援助约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援外支出占国家 同期财政支出的1.73%。其中1971〜1975年，援外支出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 5. 88%,1973年一度高达6. 92%。这一时期中非团结合作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伟大工程，是 中国历时6年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此举有力支援了南部非洲国 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非洲人民追求自立自强的民族主义精神。坦赞铁路 架起了中非友谊的桥梁，其历史意义至今仍在显现。
——摘编自罗建波《中国对外援助模式：理论、经验与世界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意 义。
材料一 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当时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宋人尤其是宋代理学士人对书院教育各项制度的建设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宋代私立书院教师多由创立者自己或聘请有成就的平民学者出任，而公立的书院由朝廷任命有声望的官员士大夫出任。书院的主管者称为山长，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书院，其下还有负责教学工作的“堂长"和“讲书""，及维持教学纪律的“堂正"和“学录”。南宋后期，官学化的书院对教师的选任更为严格，规定其必须是通过科举考试有出身的官员。……在书院讲学过程中理学思想体系也更加严密，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故南宋后期理学再次兴盛之时，其势力遂不可阻挡，从而成为南宋后期乃至明清官方的统治思想。
——摘编自王晓龙、司学红《宋代书院教育》
材料二 13世纪末，人们开始以一种新颖的主动的态度来探讨教育问题。经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以及欧洲各国世俗学校的普遍建立，学校培养人才的目的远远不限于神职人员，学校的课程设置相应进行了重大调整。……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形成是对中世纪“一切为了上帝”的“以神为本"思想的批判与扬弃。……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把课程的重点由教材转向学生，主张学习者是教育的中心，强调课程的设计应完全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一切教育都必须以人为本，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
——摘编自孙雪《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型——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教育观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书院的特点及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教育的重大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上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请分析形成1972年建交高峰的国内外因素，并谈谈你对当今中国的外交转型有何建议。
材料一：在雅典，官员“在任职前，其资格皆须先经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如果有问题提交法庭裁决，以确定其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期中都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员，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的刑罚或罚金，但是如果无罪，他即复职”。每个官员在任职期满后，还要由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帐目进行审查。
——摘编自于江《雅典民主制评析》
材料二：两汉时期，中央监察机构开始独立设置，并形成全方位监察体制，监察官员在皇帝领导下独立行使监察职能。地方监察机构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与地方政府无隶属关系。汉武帝时期，每个州设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后来设立的司隶校尉负责京畿七郡的监察事宜，尔后逐渐设立十三部刺史。刺史最初由丞相府司直节制，武帝晚期至昭宣时期则逐渐转归御史府管辖，这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诸多事宜具体由御史中丞执掌。
——摘编自赵青娟《汉代监察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雅典、中国汉代监察官员的举措。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雅典与中国汉代监察制度的共同意义。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法律逐渐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基本先识。 1903年，清政府特设修订法律馆，委任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主持修订法律之事，力图“参酌各国法律”,订立“务期中外通行”之法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 当时翻译的各国法律包括法、德、日、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事法律以及英美的公司法；民商法学论著则以日本居多，清末的法政学堂也大多聘请日本人担任教席。少有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论著,即便有个别中国学者完成的论著，也多属于外国民商法的介绍。清末以来移植大陆法系民商法，主政者也考虑到中国自己的国情，尤其是在亲属法和继承法以及物权法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形，保留了一些反映当时国情的制度。但是,总体上看,清末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其民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仿效德、日等西方法律的结果，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策略。
——摘编自柳经纬：《回归传统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一》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事立法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以下四部法律：一是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了民事行为和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则；二是1999年《合同法》，实现了我国合同立法的统一化、体系化与科学化，构建了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三是2007年《物权法》,构建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四是2009年《侵权责任法》，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合理的侵权法体系和规则。最高立法机关还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民商事法律。不论是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人格权法等基本民事制度，还是民法方法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都进步迅速，民法著述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壮观。在短短的四十年内，我国民事立法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法治发展道路,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利明：《中国民法学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民法学发展的原因,并予以简要评析。
（2）根据材料二，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法学发展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