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的农牧界线在秦汉时期历经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蒙恬逐匈奴，取得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7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至汉武帝时期，农牧界线又向北移动。
——摘编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阅读图文资料，结合所学，评析战国秦汉时期农牧业分界线的变动。义乌：浙江省金华市代管县级市，位于浙江省中部，是目前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更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被列为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全国文明城市等。
义乌县城始建于秦汉时期，当时没有城墙，主要以周边的山水为城防，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宋代时义乌经济繁荣，丝绸、酿酒、陶瓷等产业较为发达，出现了代替金属钱币的关子与会子。元代和明代，义乌的商品经济更是对工商业集市的发展带来了重商文化传统。明嘉靖年间，骁勇善战的义乌兵跟随戚继光南下平定倭寇，立下赫赫战功，又北上修长城，用他们的血与肉书写了“刚正勇为”，赤胆忠心的家国情怀。到了清代，义乌城镇集市继续发展，数量达到了29个，并出现了许多注重商业道德，受到乡里、亲族的尊崇的良商义贾，例如顺治年间的杨人杨思睿，咸丰、同治年间的佛堂人王文彬等。
——摘编自《义乌县志》等
义乌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
| 时间段/年 | 核心特征 | 内涵 |
| 1978—1992 | 市场化 | 通过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推动全市工业体系不断完善，经济实现新的跨越。 |
| 1998—2002 | 城市化 | 依托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快速途径，促进全市由农村市场化、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城区经济主导转变。 |
| 2003—2008 | 国际化 | 包含市场提升、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区域分工协作等诸多县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模式。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商汇天下，货达全球。 |
——摘编自钱泓澎《多重制度逻辑下义乌模式研究》等
(1)依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义乌的经济、社会特点。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义乌模式”。（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1902—1911年，清王朝谕令大臣沈家本主持修订新律法。在其倡议下，设立修订法律馆、编译外国法律著作、开办法律学堂，制定了多部新式律法。然而，本次修律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礼法”的大争论。礼教派提出“中律为体，西律为用”，法理派认为“如为筹备宪政，模范列强，实非博采东西大同之良法难收其效”。礼法之争被《申报》报道，清朝覆亡后，相关法律被民国政府完善后颁行。
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部分）
| 修律过程 | 法理派 | 礼教派 |
| 《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1906年），第一个单行诉讼法，受驳斥后搁置 | 沈家本：主张父祖子孙别籍异财、男女平等；否定“宗法”“家族”的作用；采用西方的陪审制和律师制 | 张之洞：“本法所纂，父子必异财，兄弟必析产，夫妇必分资”；“应博采东西诸国律法……而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欲求节操端严、法学渊深者，实不宜得” |
| 《大清新刑律草案》（1907年），受抨击后修正 | 沈家本：更定刑名、酌减死罪、废除凌迟等酷刑；“子孙违犯教令”“全是教育上事……无关刑事，不必编入刑律中也” | 劳乃宣：加重卑幼对尊长、妻对夫杀害伤害等罪的刑罚；把“旧律有关伦纪礼教各条”“逐一修入新刑律正文” |
| 《大清新刑律》，1911年清政府正式颁布 | 正文采用近代西方单一刑法体例，分为总则和分则。附录增补礼教派主张，如保留斩刑、加重对有违传统礼教的犯罪行为的处罚、卑幼对尊亲属不得适用正当防卫之法等 | |
材料一 民户与土地是古代中国的根本所在。如何有效地控制民户是基层行政组织担负的根本任务，而控制民户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建立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由于中国形成了差异性极大的自然经济区域，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古代乡里基层组织必须适应乡里社会特定的自然、经济、政治条件，成为相对独立的基层管理系统。
——摘编自韩秀桃《中国古代乡里基层组织特征》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说明中国古代乡里基层组织的特征。
材料二 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二战后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是一种以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为核心，通过经济、贸易、金融协定等国际条约体系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经济治理模式。
(2)请根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历程。
材料一 林则徐的早期海防思想，主要表现为以守沿海口岸为主的近海防御的主张。但是，他的海防思想并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不断地丰需和发展的，通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实践，他逐步认识到，要真正战胜侵略者，没有一支“船炮水军”是不行的。他所说的“船炮水军”指的就是近代海军。林则徐主张“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并强调“此系海疆长久之计"。
——摘编自戚其章《晚清社会思潮演进史》
材料二 严复认为，中国历朝历代满足于陆地农耕生计，忽视海权，自弃海洋大利，结果导致国家落后，遭受列强侵略。如果中国有的强大海权，就能获得海洋利益，也可避免被强敌侵扰。要掌握海权，就要有强大的海军。严复说：“非海军岂足图存？他日国权仲张，自必有强盛海军为之防卫”。所以，“事处今日，欲以为自强固围之图，必在筹办海军”。
——摘编自郑剑顺《严复的海权观及海军建设思考》
(1)评析林则徐和严复海洋和海防思想的异同。
(2)依据所学，简述并评价晚清政府兴建近代海军的活动。
史料 与历史解释
材料一 19世纪末、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把古代中国与中亚、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来中国学者对此历史概念做了如下解释
| 丝绸之路：以古代中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中国西运的货物以丝绸制品影响最大，故得名。通过丝绸之路，古代亚欧国家和人民互通有无，友好往来。 |
材料二 3世纪、中国书籍传到日本。《旧唐书》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所得锡赉（指钱币）”则“尽市文籍”遣唐使的使命不尽相同，但购书直是其主要任务。随着宋明之际民间贸易往来的增加，大量中文图书输往日本。
唐朝与东亚各国交往主要路线示意图
材料三 元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施行“参用其土人”的制度，且“世官、世土、世民”。明朝沿袭并大为拓展，《明史·上司传》记载“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明政府制定了授职，承袭、升迁，奖惩等法规，完善朝贡、纳赋之制，颁行征调士兵办法。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明中期以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明末一些土司纷争仇杀、抗命朝廷，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康熙、雍正两朝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随之展开清查户口，核实赋税等工作。土司势力大大削弱。
——摘编自龚荫编著《中国土司制度简史》
(1)有学者发现，在史料中几乎没有找到遣唐使大量进口丝绸的记录，主张将古代中国与日本等东亚国家之间的交通道路另行命名。请你依据材料二为此交通道路拟一个名称。并参照材料一进行解释。
(2)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土司制度的兴衰。
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以社会风俗与国家统一的关系为视角，评析秦至西汉初期的统治政策。(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说明西汉时期东西部风俗差异是如何消弭的。
材料一1069年宋朝为指导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4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11月，颁农田水利条约。次年，颁布募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材料二1861年1月11日，奕䜣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洋务运动开展。19世纪60年代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大力引进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效仿西方进行军工生产。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洋务派共创建了二十一家军工企业，机器局遍及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台湾等省。1890年，张之洞创办了汉阳铁厂，1893年9月建成投产，至辛亥革命前，有炼铁炉3座，炼钢炉6座，年产生铁约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2万余吨。
材料三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上谕：“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4月，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成立，筹划推行新政。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随后颁行了《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经营工商业的顾虑，也有利于约束地方官府的勒索。1905年后，每年新投资的商办企业资本在1500万元以上。
(1)对比材料一、二中两次经济变革内容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侧重点不同的原因。
(2)结合所学，评析材料三中的经济变革。
“六经”作为先秦的重要典籍，经孔子整理后，成为儒家的经典。后来《乐》经失传。汉代，“五经”流传，并出现了对“五经”的注释、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称为经学。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被认为是经学确立的标志，“五经”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此后，儒学的发展便采取了经学的形态。
因儒学章句繁杂，注疏极不一致，唐太宗时，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后颁行全国。经学至此虽归一统，但长期以来墨守成规，僵化缺乏生命力，明显呈现出衰颓趋势。唐末及五代时期儒家的道德信念逐渐丧失。宋代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重建对儒家道德的信仰，他们力图挖掘儒家经书的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四书做注，“四书”之名确立。明初沿元之制，尊奉程朱理学，编纂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诸书，用于科举取士。
——摘编自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等
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经学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是谓小康。”
张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自去人之家始也，……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其学说都建立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1)分别概括材料一中孔子与张载关于“大同”的主张。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对“大同”思想在20世纪初期的变化进行评析。（要求：提取信息充分，观点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