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72年，在华英国人提出在上海外滩筑堤并建造外滩公园。时人便将外滩公园释以“公家花园”四字，并提议向社会募捐筹修建之资，而非向西方借贷，以免花园落成后“将禁华人入内游玩，以示结清严密之关防”。然而公园落成后，华人仍不免受到排斥。《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向西方列强开放，全国各地外国商人开始提请建造“公众花园”。清朝末年，清廷派出考察团对西方各国社会进行实地体验考察后，发现城市中均大量建有公园等公共设施，于是将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建设视为西方列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受此启发，各省督抚纷纷开始重视创办公园，并寄希望于公园的建设能够“开各人智识”。社会舆论也将公园视为强盛国家必不可少的公共场所。1917年，有文章指出，中央公园开放之后，一年四季，不仅“春秋佳日，士女如云”，即便“日暮天寒”，园中仍旧游人“往来如织”。公园如此受到市民的喜爱，可见此处“必有于心理上受无穷之感化，于身理上受无形之利益，而不自知者。”
——摘编自胡蝶《从清末民初公园论看近代中国“公共”意识的建立（1870—1920）》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近代公园发展呈现出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公园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王阳明的思想到他的再传弟子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非名教所能羁络”。晚明文人通过结社，“一方面学习时艺，来揣摩风气；另一方面来选择知己的朋友……所以明季几社的成立，只师生通家子弟在一块结合，外人是不能参加的，后来才门户开放”。江南的几社不满足于科举制艺的训练，急切地大声发出声音，触及时事，试图纠正时弊。复社成立以后，几社和其他文社都以团体成员加入，不过复社并没有取代其他文社自身的活动。复社的宗旨是“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崇祯二年（1629年）参加苏州尹山成立大会的人中，来自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有235人，浙江168人，其他成员来自江西、湖广、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合计680人。
——摘编自樊树志《文人结社与晚明文化生态》
材料二 1895年8月，在帝党官僚首领翁同龢的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但因该会主张立宪治国，因保守派极力抵制，很快遭到朝廷封禁。就在强学会解散之际，其他地方开始兴办学会。在1895至1898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建立的学会将近90个，在明确以会命名的68个团体中，湖南、上海、北京分别有17个、15个、12个，合占六成以上。嗣后，慈禧听政，即谕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褫职治罪，再申“联名结会之禁”。
——摘编自李玉栓《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晚明时期文人结社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与晚明文人结社相比，概述19世纪90年代文人结社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公元前264—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展开了一场史称“布匿战争”的争霸战争。战争期间，罗马在征服的“第一块海外土地”——西西里岛上开始建立行省统治制度。从公元前227年开始，罗马便正式向海外西西里岛派遣专门的行省官员，首次启用“行省总督制”，这标志着罗马开始建立起比较规范的行省制度。西西里行省除少数城市免税外，大多数的行省居民都必须向罗马交纳什一税。统治初期，行省总督主要负责征收什一税，同时不断往来于各地的巡回法庭，处理各种案件。行省各城市基本上遵循原有的法律制度，而在一些矛盾激化的城市，罗马元老院会派遣立法委员会参照罗马法重新起草和制定新的城市法。罗马还设立了专门审理行省居民控诉行省总督案件的特殊法庭，制定了一些措施来防范行省长官收受礼物和从事任何买卖活动。罗马对行省的统治制度，主要是在征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西里行省的建立是罗马城邦制度终结的标志。
——摘编自宫秀华、王允《罗马国家统治制度的创新——西西里行省制度的建立与运作》
材料二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设置，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为主要使命。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省的设置，则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征敛财赋为基本宗旨。各行省的财赋支用权在成宗以后被规定在一千锭以下；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各地戍兵布置、调遣也始终由朝廷直接掌握。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西里行省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与罗马行省制相比，中国元代行省制有何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元代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 乡诉讼是明代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年）四月，明太祖颁布钦定之《教民榜文》，榜文共四十一条，对于乡诉讼有详尽的规定。关于乡诉讼的具体内容大致如下：乡诉讼的法官是本管里甲（指里长及甲首）及老人，他们是兼任法官，乡诉讼管辖的案件是一乡之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乡诉讼采合议制，必要时得刑讯当事人。乡诉讼的法官均系里甲或老人，其所谓判决系合议制之决定，或有书面，或无书面，并不一定。其判决之依据为国法、人情与风俗习惯等规范。明代乡诉讼之判决有类于现今之乡镇调解委员之调解；乡诉讼的目的在于减少民事案件及轻微刑事案件的数量。但因里甲及老人的素质良莠不一，判决未必公正。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如果不服，得于乡诉讼判决后上诉州县衙门。明代乡诉讼之施行，曾经发生几次变化。总的来说，成化之前，尚能依敕令施行。弘治以后，渐难施行，上述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多径向州县衙门呈控。
——据《中国审判制度史》
（1）根据材料，概括明代乡诉讼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代乡诉讼的影响。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两种民族主义共同推动政治领袖和军方走向战争。一是小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巴尔干地区被统治的少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哈布斯堡帝国占据的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尼亚人组成各种地下团体，有时候采取恐怖主义手段。例如，引发一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就是塞尔维亚黑手党以恐怖手段刺杀奥国皇储。二是大国的民族主义德国统一后，社会各阶层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媒体大肆宣扬“地缘政治学”、“生存空间论”、“人种优劣论”、“武力决定论”等等，其主题是德意志人是最优秀民族，注定对世界起到支配作用。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政府有意培养，学者也著书立说加以解读，正当化这种疯狂的自命不凡，这是后来纳粹在德国崛起的思想基础。
材料二：1894年法俄缔结同盟，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抗三国同盟。1904年英法缔结协定，意在共同对抗德国。1907年英俄缔约，也是为了对付德国。英俄协定，标志着三国协约的建立，和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形成。这种军事同盟的一大特点就是互相绑架，一旦有事便骑虎难下。同盟国有了举动或者争端，不管是不是正义，不管是否与本国有切身利益关系，都要挺身而出，甚至进行军事动员和出兵作战。可悲的是，这种由训练有素的外交官使出浑身解数搞出的外交安排，成为导致战争的重要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普遍来说，外交活动的宗旨不是为了维护和平，而是为了本国的最大利益，甚至是为了以邻为壑和规划战争。事实证明，这种错误理念主导下的外交，注定造就灾难。
——摘自王江雨《狂热民族主义的悲剧》
（1）依据材料一、二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2）依据材料一、二，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当今世界有何启示。
材料一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教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教助贫户，并设立“纳业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光绪初年以前，民间灾赈几乎都是局限于本地，即由灾区本地的钟富救济本地的贫民。光绪初年，庆西、河南瀑发了历史罕见的大早突，从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79年，历时三年，蔓延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并波及江苏北、安北部、江西东部、四川北部。面对大量涌入的灾民，在西方传教士救济父民的刺激下，江南士绅开始了跨地域的长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义赈”活动。李金镛、谢家福等著名的社会济人士，成立协赈公所、赈局等济机构，在山东、苏淞、河南、山西各地开展救济，并在《申报》刊登募捐公告，绘制了《河南奇荒铁泪图》进行宣传，号召全社会参与救济。
——摘编自余《遗失的传统：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技济》
（2）依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救助与古代社会助相比有何不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三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根”，对症下药，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者市县乡村五坂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我们坚持分类策，国人因她策，因赏国原因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状贫脱贫，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7 . 材料 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德国，二战后在西方各国得到普遍发展。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了曲折发展历程。1949—1966年，国家着手创立了以《劳动保险条例》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后一段时期，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遭受重大挫折，陷入停滞倒退，1978年后，国务院先后颁行一系列以养老保险、企业职工保险为中心的法规、章程，并成立福利保险局、劳动人事部等管理机构。自1990年起，全国人大加强了与社会保障相关的立法工作，1998年至今，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养老、新型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建设有了重大进展，逐渐形成了以“补救模式”为目标，以社会教助为基础，以社会保险为主体，以社会福利为补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摘编自何成刚等主编《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8年后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和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78年后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意义。
材料 义演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慈善活动，伴随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而演进，受到商业演出的启发而发展。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等思想理论，突破了中国古代慈善文化本意上的乐善好施、赈灾救民、扶贫济困、尊老爱幼、苦乐共享的狭隘范围，而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和富强联系在一起。
义演活动的组织与举办，有社会不同阶层及团体的参与，如各类慈善团体、大小商会、青红帮、宗教团体、艺人、票友、学校教育机构等，参与组织者和主要演员多数为社会知名人士。同时，义演的各类形式与演出内容也从传统逐步走向时尚。义演的捐赠方式多样，特别是慈善捐赠所救助的对象也呈多样化，从对艺人团体贫弱互助的自救，发展为赈济灾害、扶助贫弱、助医助学、保家卫国等。在日常生活中，多数慈善义演表现为零星、偶发事件，似乎是少数人的作为，但在重大灾难发生时，义演会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回应”。
义演传递情感、呼唤爱心，其社会功用与效果不仅在于人们从中获得“仁爱”与“慈善”精神的感染，而且对传统艺术与时尚艺术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材料摘编自郭常英《慈善义演与近代中国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国慈善义演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慈善义演发展的特点和作用。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今学界对近代中国慈善活动进行深入研究的意义。
材料一 棉花种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4千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只有可供充填枕褥的木棉，没有可以织布的棉花。一般认为棉花是从南北两路向中原传布的。南路最早出现棉花的地区是海南和澜沧江流域，之后传到闽、粤、川等地区；北路始于西北地区。宋元之际，棉花从南北两路传布到长江和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到13世纪，北路棉花已传到陕西渭水流域。唐宋以后，人们越来越看出棉花作为絮衬和纷织原料的优越性。《农书》说棉花是“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又兼代毡毯之用，以补衣褐之费”。元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极力征收棉花棉布，出版植棉技术书籍，劝民植棉。到了明代，棉花已超过丝、麻、毛，成为主要的纺织原料，“榨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
——摘编自于峻极《棉花加工工业发展历史》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棉花和棉布不仅自给，还输出到欧洲、美洲、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美国商人到中国来贩运货物，以土布为主，不仅销到美国，还转销到中、南美洲乃至西欧。19世纪初30年间，从广州运出的土布平均每年在100万匹以上，最多的一年（1819年）曾经达到330多万匹。英国也曾经大量销用中国土布。而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口洋布每年约1500万匹，值银3000万两，岁进口之纱，至位银1350万两”。1871—1873年洋纱进口3.7万公担，到1909—1911年增长到132万公担。从1894年至1913年的20年中，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的比重已经高达73%（包括国内生产的机纱）。“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
——据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历史上种植利用棉花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棉纺织业的变化。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从古代到近代棉花利用的共同价值。
材料 启蒙时期批判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源”。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旧伦理束缚和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家庭婚姻秩序和伦理秩序，《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最早颁布的重大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得到大发展，家庭结构与功能逐渐“小型化”：其一指家庭结构、规模逐渐由繁变简、由大变小；其二指家庭职能逐渐由多变少。 由此引起了夫妻、亲子等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亲子关系转移到夫妻关系，家庭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长者下沉到年轻人和儿童身上。
——摘编自赵庆杰、王利华《近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解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