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晋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谓识治（治理国家）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夫。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用兵谋略），非其所长欤。”该评价引发了关于陈寿是否有意贬抑诸葛亮的长期争论，成为一桩史学公案。此案在历代史书中的书写情况大概如下：

材料一 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说，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河南程氏遗书》卷云：“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诫，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

——摘编自黎红雷《儒家诚信思想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在西方诚信观念的发展演变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都对这一概念产生过深刻影响。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添加进去的，融合了不同时期的思想成分。古希腊的城邦公民德性、古罗马的契约精神、中世纪的救赎道德、宗教改革的“因信称义”及资本主义的信用精神，都成为这一概念的文化因子。

——摘编自李嘉莉等《西方诚信观念：历史嬗变中的综合》

材料三 儒家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丰富的处世哲学，至今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儒家历来注重诚信，认为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利益追求最大化导致人们价值观发生变化，一些人集体主义思想淡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滋生，诚信缺失成为不可忽视的负面道德现象。

——王艳波《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材料一   江南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劳动力充足，适宜种植桑，棉等经济作物。明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主要的产棉基地。全国各地前往江南收购棉花、棉纱、棉织品的商人云集，如松江和嘉定所属的枫泾镇、朱泾镇、新泾镇、罗店镇、朱家角镇等，都是棉布业中心和棉花集散地。当时“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甚至“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骨（都）从此出”。棉花之外，江南许多地区“乡间隙地，无不栽桑”，“桑拓遍野，无人不习蚕矣”，“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蚕不稔，则公私俱困，为苦百倍”。杭嘉湖不少地区，出现了植桑农户，专以桑叶出卖，形成了桑叶专业市场，被称为“叶市”。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19世纪末，清政府大面积放垦官荒，将大面积的生熟官荒地贱价出售，鼓励民间开垦，移民大量涌入东北开荒种地。大批地主、资本家、商人等纷纷筹款贱价领荒，并组织农场型经济实体——农垦公司。1912年4月，奉天省（今辽宁省）清室三陵衙门委托崔洵生等人组织溥丰农场公司，承租奉天昭陵（今沈阳北陵）余地及昭陵私垦地亩“倡办稻田，种植果木”。1913年，辽中县参事会参事员李文华等在辽中县设立试办稻田事务所，招股2万余元，承租县境辽河退地两块，引水种稻。1928年，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辽宁省经营土地6公顷以上的“大农”有258264户，占农户总数的19.4%，有的组织承领荒地达16000亩。

——摘编自衣保中《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