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甲午中日战争后，梁启超鼓吹变法，“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不能群乎哉？……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天下群则犹未也”，百日维新后，与外界接触，认为“我支那人……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末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1903年，梁启超游美，强调国家理性至上，认为中国要达到一个统一有力的秩序而求生存，须“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在与革命派论战中，明确提出反对排满，至此，梁启超对民族共同体的体认已完全确立。

——摘编自许小青《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材料一   朱熹对中华传统“人文化成”的美育观念有着深刻的洞见和精辟概括，他说：“圣人作乐以养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知如此，今皆不复见矣，可胜叹哉！”这明确表达了朱熹美育教育的三个诉求：“以养性情”即“养心”、“育人材”即“成人”、“事神祇，和上下”即“厚风俗”。

     ——据赵贤迪《朱熹：养心，成人，厚风俗》

材料二   达·芬奇认为，“美，是一种聆听，来自内心，来自人对现实世界的切身感受。美，是一种自觉信仰，不屈服于任何居坐高大教堂中的红衣主教。”“绘画实际上是科学与大自然的合法女儿。”后世研究者广泛认为，达·芬奇的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据张冲《达·芬奇美育思想探析》等

材料三   1896年，梁启超在其著作《学校总论》中提出：“世界之运，由乱而治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在他看来，“美育要尽量发挥情感的真善关，而且要淘汰邪恶与奸丑。进而推之，美育的真谛是国民在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等上必有一种独立的精神。”

       ——据邱嵘《梁启超美育思想探析》

材料   北宋年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谓之“钱荒”。对其成因，时人多有分析——李觐指出：“销一法钱，或铸四五，市人易之，犹以二三则常倍息矣……国失法钱，而民得恶钱”。曾巩认为：“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所增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沈括则说：“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针对这一现象，在变法筹备阶段，王安石提出：“欲钱重”，“当修泉府（中央货币管理机构）之法，以收利权”。熙宁四年三月以后，在限额铸行和严抓质量的前提下，开始逐渐向全国各地推行新铸“折二钱”（可当两小钱使用）。在推广交子的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之时，王安石把出卖度牒（封建国家发给僧尼的身份证明，可免除地税徭役）作为缓解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但出于增收的目的，王安石放开铜钱出口；并放任民间以铜铸器，认为“铸钱不如铸器之利，又安以钱法为？”

——摘编自俞兆鹏《王安石货币思想研究》等

材料一       袁崇焕（1584-1630年）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

——摘自明代张岱《石匮书后集》

材料二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摘自乾隆帝《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材料三   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呜呼，天下才臣名》么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摘自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