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
（1）依据材料一，概括王安石对义利关系的认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安石义利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材料二 表 某历史兴趣小组以“近代中国义利观的演变”为课题收集的史料表
| 史料 | 观点评价 | |
| 顽固派 | “夫士习之坏，向第阴背夫义以从利耳，今则显然逐利，并不知有义之名。民风之坏，向第尚力而未能重德耳，今则长幼无序，且并不知有贵贱之分。”（《筹办夷务始末》） | A |
| 洋务派 |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张之洞《劝学篇》） |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但仍然没有突破封建地主阶级的伦理思想体系的范畴。 |
| 维新派 | “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矣，亦不以溪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严复《天演论》） | B |
（2）材料二的观点折射出近代中国人对“义与利”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参考材料二中评价洋务派观点的方法，选择顽固派或维新派的观点进行评价。
材料三
（3）据材料三，指出洛克菲勒创业史的突出特点。并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解读图中所示漫画的寓意。
历史上的“中国”
| 先秦 |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洛阳）……宅兹中国，自之乂（yi：治理）民”。 ——西周《何尊》 中国者……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 |
| 魏晋南北朝 | 时朝廷遣使诣（慕容）儁，儁谓使者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 ——《晋书》 |
| 唐朝 | 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仪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仪也。岂系于地哉？ ——《东晋元魏正闰论》 |
| 元朝 | 诸下海使、臣及舶商，辄以中国生口、宝货、戎器、马匹遗诸外番者，从廉访司察之 ——《元史》 |
| 清朝 | 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 ——雍正 |
——摘编自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古代“中国”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一个古代“中国”的内涵，并予以阐释。（要求：史论结合，表述清晰，逻辑严密）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兴起的背景。并分析荀子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材料 司马谈临终前，执其子迁之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巨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启发司马迁形成了“大一统”的历史观，并渗入《史记》的写作中。《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编写体例，成为两千年来史书的主要体例。《史记》取材丰富，司马迁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书籍资料，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收藏的古文书传；特别是亲身经历的、从见闻和交游中得来的材料，以及实地调查的材料，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其内容的真实性。司马迁在撰写过程中，“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他认为传说中的“三皇”不可信，本纪便不收；有可疑的地方，则存其疑，不能断定的，则诸说并存。因而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概括司马迁的主要史学思想方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司马迁的贡献。
| A．强调要正心诚意 |
| B．重视知行合一 |
| C．求理应于吾心中 |
| D．宣扬格物致知 |
| A．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 | B．意在要求统治阶级实行“仁政” |
| C．是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 D．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民众诉求 |
| A．分封制度的瓦解 | B．民本意识的增强 |
| C．百家争鸣的现实 | D．辅贰制的有效性 |
8 . 材料 张弼士是中国最早采用现代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张裕葡萄酒创始人。1903年，他在“振兴商务十二条”中提出“兴垦”主张：“今天下穷苦极矣，不兴商务，天下之民几无生路。兴商务，不兴农务，则根本已失”“今夫地利之大有二，曰山，曰水。山利之大者亦有二，曰开矿，曰种植”“今欲富国，窃愿于种植加之意焉。山地之所宜不一，利之尤莫如树果，如南方之橘、柑，北之葡萄、苹果之属。种植繁兴，盘根深固，土膏流润”。他要求官府对民间“荒弃之地”重新登记，“无论开矿、种植，悉由商人凑集公司，实力举办”。张弼士的《条议》引起了清廷关注，1904年，光绪命张弼士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将其“兴垦”观付诸实践。
——摘编自刘正刚《清末民初南洋侨领张弼士“兴垦”观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弼士“兴垦”观形成的因素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张弼士“兴垦”观的积极影响。
| A．强调郡县制存在有其必然性 |
| B．通过理学解释治乱兴衰 |
| C．意识到郡县制改革的迫切性 |
| D．利用盛衰论谴告统治者 |
材料 唐代为儒、佛、道大融合时期，书籍需求激增，但雕版印刷尚未大行，众多书籍全凭手抄。书法首次被纳入科举“明字”一科，掀起“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热潮。最高学府国子监也将书学列为专科，制定书学学制：先掌握标准经文的标准字体，然后熟悉造字原理、字的本义、引中义等，最后进一步扩大文字学方面的知识。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都曾在弘文馆为官任教书法，极具权威，“十数年间，海内风从矣。”唐代科举中的书以“楷法道美”为评判标准，造就了唐代空前绝后的楷书大观，宋人对此评价：“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人，亦往往可观。”
——摘编自刘亚梅《试论唐代的书法教育及其影响》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书学教育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书学教育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