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滨下武志教授在其著作《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中认为，7世纪至13世纪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亚洲经济圈”……这一经济圈在亚洲的人、财、物流动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认为，朝贡体制的根本在于“它是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但是，“与统治关系相比，朝贡贸易体制的根本点是靠贸易关系在支撑，实际上是更加多面的、多层次的、具有包容异质因素作用的一种体制。”据《明史》，明朝奉行“厚往薄来”政策，对竭诚朝贡者“皆倍偿其价”；（郑和下西洋）“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货”。
结合所学知识，对上述材料关于朝贡贸易的观点予以说明。（要求：归纳材料中的任一种观点，并围绕这一观点予以说明。做到史论结合，观点明确）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管仲在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时就曾极力推行鼓励人口增加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国语.齐语》），驱使男女早婚早育。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是最早详细论述人口问题的思想家。他主张，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要生产处足够的衣食必须用“力”（劳动），而“力”则来自劳动人口，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
——摘编自（《墨子.节葬下》）
材料二
1798年，英国人口理论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一书中指出：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将会导致食物不足，引起贫困、恶习等出现。他主张采用道德抑制（晚婚、节育等）、积极抑制（贫困、战争等）来使人口减少到和生活资料相平衡。马尔萨斯反对社会改革论，认为社会中的贫穷和罪恶并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只有保持财产私有制以及各人担负起养育自己孩子的责任，才能使人们自制，不至于生殖过多的子女。他竭力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济贫法，济贫法使不能独立维持家庭的人也将结婚生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欧洲轰动一时。
——摘编自《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评价与中国人口问题》
材料三
二战结束后，苏联由于残酷的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为了恢复经济，苏联采取了奖励多生多育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照搬苏联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学习苏联奖励多生育的做法，对多生孩子进行鼓励，并在1959年批判了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马寅初，到1970年，我国的生育政策基本处于放任状态。到1978年中国人口达到9.63亿。
198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孩。中央将计划生育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实施二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同时，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摘编自网络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管仲和墨翟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口问题观点以及马尔萨斯所代表的近代欧洲社会关于人口问题观点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
（2）依据材料三，归纳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趋势，简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人口政策制定的认识。
材料 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两人就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如下一番对话。李鸿章问：“中西学问如何？”森有礼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李鸿章听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有礼答：“五分尚没有。”李鸿章微微一笑：“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森有礼说：“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李鸿章说：“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答道：“我国旧有服制，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李鸿章道：“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坦然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为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而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取之用于我国。”李鸿章断然道：“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摘编自金满楼《近代日本的西化之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李鸿章、森有礼关于改革的看法。(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两人的看法进行评价。
材料一 战国实行的授田制“可以把所受之田作为世业传之子孙后代”，授田皆来自国家，这是战国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在统一全国前后，秦的土地私有现象越来越多。汉承秦制，汉初的民田制度有大量土地继承、买卖和赠送的规定，一直到东汉末年“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曹魏让其军队和招募贫民、流民开始大规模屯田，蜀汉和东吴政权也都纷纷仿效。西晋对军屯仍非常重视，东晋亦同样如此。西晋八王之乱后，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北魏孝文帝实行了均田制，每户的受田划分为国有土地（露田）和私有土地（桑田），桑田数量相对较少，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可以说是战国授田制的改版。以后，无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还是隋朝和唐朝，都相继推行了均田制，唐中期后便逐渐让位于更有效率的土地私有制。
——摘编自晋文《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嬗变》
材料二 15、16世纪开始的英国圈地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市场指向的土地确权运动，把具有庄园共同体性质的混合土地所有制界定为私人土地产权，颠覆了中世纪的基础。大农（富农）-乡绅阶层是圈地运动的发起人和不懈的推动者，货币赎买、产权交换和协商等大农主导下的协议圈地大规模地更新了耕作方式。领主利用土地契约的时效性圈占土地，一旦租约期满，可以与佃户商议续约，也可随时收回土地。契约圈地外，领主还凭据法庭的认定圈地即法庭圈地。总的看这都是经济行为，通常在合法范围内，是圈地的主流，18世纪发展为“议会圈地”则属水到渠成。强制性非法圈地凭借强权和暴力，无视和践踏佃农的土地权利的情况所占比例较小。圈地运动断断续续的经过几个个世纪使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推动了土地市场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摘编自侯建新《英国史上的农业变革: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战国至隋朝土地所有制及表现形式的演变过程。(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概括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变化相比，英国圈地运动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英土地变革的启示。
材料 目睹欧洲一战的野蛮以及中国西化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端，严复突破了器物、制度的局限，进入思想文化的深层领域，寻找西方富强的原因，提出了“援西入中”的思想启蒙方案，借助西方思想来探索中国现代化路径，最终形成以“文明社会”思想为核心的建设现代理想国家的蓝图。严复据此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要以文明为指针，广泛吸取中西方发展的有益成果，拒斥当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法主义，因为中国的发展“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严复呼吁中国应该全方位地给予民众自由。在社会自由方面，强调在不侵犯他人权利和安全的范围内，个人可以拥有充分的自由；在经济领域，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在公共领域，呼吁出版和言论自由；在政治维度，提倡争取政治参与的自由，设立京师议院和地方自治的方式培养公民能力，逐渐过渡到民主制。
——摘编自郑莉《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探索:以严复现代化思想为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严复“文明社会”思想的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严复“文明社会”思想产生的原因。
材料 历代王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中央政权为了减少管理成本，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的管理权交给基层自决。但导致地方上存在着各种利益小圈子。明朝朱元璋针对中央的命令在基层执行难度大等问题进行改革。对于县以下的组织以一百户为一个单位，其中每十户编成一“甲”，从中选出一户为“甲首”，作为管理者；再设置一名“里长”，负责管理十个“甲首”，并直接向县衙汇报。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代表政府征缴税粮。无论是“甲首”还是“里长”，都不是上级官府指派，也不是由基层选出，而是实行轮换制。在一百户人家中，按照富裕程度（主要是人口和收成）排出次序，前十名的人家轮流担任“里长”，每户任期一年；第十一到二十名的人家轮流担任“甲首”，任期也是一年。这招看似让基层更分散，但实际上因为“群龙无首”，基层组织对中央的“抵抗力”便被进一步削弱。
——摘编自爱影《“皇权不下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根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基层治理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朱元璋基层治理改革的影响。
材料 兰茂（1397—1470年），字廷秀，号止庵，外号和光道人，明代云南地区医药家、音韵学家、诗人、教育家、理学宗匠。兰茂从事药物学和医学，是从为母亲治病起，立志学医，一发而不可收。兰茂所著《滇南本草》是一本药物与方剂结合，便于使用，有独创性的药物学专著。《医门揽要》共二卷。上卷专论脉法，载望、闻、问、切四诊，总论及脉诀歌。下卷论方症，主张疗疾要从实际出发，诊断要全面慎思。21世纪以来，云南省内外医药学家对《滇南本草》的多种药物经临床配方应用，证明确具特效。比如驰名中外的云南白药，专治风湿的虎力散，祛风除湿的肾福宝，专治偏瘫的灯盏花等等，都是各医家和药厂采用《滇南本草》的药物配方研制的。兰茂还是滇地开馆教学第一人，开始在云南启蒙文化，他治学严谨，身体力行，孜孜不倦。他提倡道德文化教育，推广普通话音韵。成了当时滇中地区受人景仰的民间教育家。
——摘编自《兰茂评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兰茂在医学和教育方面的主要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使兰茂取得上述成就的因素。
材料 1945年10月，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对战后的日本进行了多方面、全方位的改革，用来根除军国主义，惩罚战犯，保证民主，建立和平政府。首先迫使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否定天皇的神权。确立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取消贵族院，指定国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根除军部影响，彻底实行文官领政；下令禁止或拆除一切有关神道教的宣传品、标志物、纪念碑和节日，以铲除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推动经济民主化，解体巨型财团势力，进行土地改革，解体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制定并颁布了《劳动基准法》等旨在保护劳动者权利、奖励和促生工会组织的法律法案；颁布新的选举法案，赋予妇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颁布《学校教育法》，撤出所有战前及战时使用的军国主义教材。这些措施为日本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麦克阿瑟与战后的日本》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麦克阿瑟对日本进行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麦克阿瑟在日本进行改革的影响。
材料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套立体监察机制，主要包括行政监督和群众监督。行政监督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区、村镇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区、村镇监察委员会职责是监察区、村镇的财政，向区、村镇居民纠举行政官员的违法渎职行为，区、村镇民大会可依法罢免渎职官员。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由各级参议会对各级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参议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依法享有选举、罢免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高级法院院长，监察弹劾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公务人员，制定法规等职权。群众监督，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主要通过批评、建议、控告等方式进行。为了发挥广大民众的监督作用，还成立了乡村民代会负责选举、罢免区长、弹劾行政人员、审查区公所开支和督促检查区所对区民代表会议之执行事项。
——摘编自《中国抗日战争史》
(1)根据材料，概括抗日根据地监察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抗日根据地监察机制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中国近现代史学相继出现三种“新史学”及三次史学转型，在主旨和内涵上不尽相同，但都对传统史学加以“扬弃”，并且“弃”多于“扬”。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源远流长的传统史学范式趋于式微，而传播欧美史学理念及采用欧美范式来书写历史蔚然成风。同时，著述语言则大多采用杂糅众多翻译元素的现代白话文，书写的形式也从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札记体转变为专著、论文和通史等体裁，而历史研究的史学趋于形成；历史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事迹，而是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经验，而历史研究的要旨在于“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而非止于“记载事实”；历史叙事也不再以华夏中心，转而接受某种世界史观；历史的功用不仅在于资治和“惩恶扬善”，而且关乎国民教育和国族构建。此后，在1946—1966年间确立了效法苏联史学的范式和体系，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否定传统史学，排斥19世纪末以来的“新史学”和欧美史学，并且学术和政治的边界不清。历史研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以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问题的准则。“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界倡导思想解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史学思潮经历了“回到马克思去”“回到乾嘉学去”“走向系统化”“走向跨学科研究”等交替递进的演化过程。各种史学思潮的兴替，见证了这个时期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向欧美取法逐渐成为潮流，追赶国际史学的前沿；普遍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来考察过往，借助各种理论工具来发掘、组织和诠释史事，以揭示过去的意义。
——摘编自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材料二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只是注解式地单向借用，而不能在细致微观的研究中加以深化、发展和修正，乃至新创自己的理论和概念，以“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因此，不可“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
——摘编自《历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变化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动新时期史学转型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