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材料一   宋代灾荒严重，政府采取了施粥、赈谷、募军等措施来缓解灾荒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宋政府十分重视仓储这一预防措施，全国性的仓种就有常平仓、义仓、惠民仓、丰储仓、广惠仓和社仓6种。南宋时期董煟的《救荒活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荒政的专著，书中归纳出了“劝分、禁遏籴、不抑价”等20种救荒措施。宋代已经设有福田院、居养院等慈善福利机构，同时还有针对儿童、残疾人等的特殊福利措施。针对军队也从厚待留守家属、赏赐受伤军士和抚恤阵亡者家属等方面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保障制度。政府除直接投资社会保障外，还鼓励民间有力之家积极参与，赈济灾荒。

——摘编自杜伟《两宋社会保障探析》

材料二   19世纪，德意志帝国议会通过《疾病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和残废保险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与其社会互助和救助的传统分不开。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但工人的医疗、失业、养老等问题日益突出，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德国每个社会保障项目都是由政府通过立法建立，并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和强制实施。社会保障资金可以由雇主一方承担，也可以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还可以由雇主、雇员和国家三方承担，政府有权规定其缴费标准和养老金发放标准。社会保险机构管理委员会由企业主和劳动者组成，承办各种保险事务，实行自治管理。1894—1902年间工人家庭每周的生活维持费增高到24马克40分尼，而工人的平均收入只有21马克10分尼，1909—1914年间生活维持费则增高到31马克10分尼，而工人的平均收入只增到28马克。

——摘编自冯瑜《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等

材料一   宋朝较为重视农政的制度建设。在管理机构方面，中央的户部、工部、司农寺，地方州县长官乃至地方监察机关等机构均负有管理农业的职责。发端于前代的劝农制度，至宋代已经相当完备。除皇帝例行的亲耕籍田之外，首次设立了劝农机构——劝农司，又在地方官的官衔上加上劝农职事。从中央至地方，制订了一系列农业法规条文，其内容关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诸如赋税、水利兴修、虫害除治等。宋廷多次将前人的农业书籍刊刻颁行，地方官在《劝农文》中介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农民生产，提高农民的耕作技术。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开垦荒田，注重水利的兴修，使农地能旱涝保收。同时重视推广优良作物，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为解决农民的资金不足，政府通过举办政府农业贷款、调节富户与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免征农器税与耕牛交易税等多种措施加以解决。

——摘编自周方高《宋朝农业管理初探》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工作，及时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先后制定了《1951-1955年农业科研计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和《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到1966年，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农业科技研究、教育和推广体系，各级农业科研单位紧密联系生产实际，在统一规划下分工协作，科研工作进展较快。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后，农业科技在恢复中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9—1988年获得国家奖励的农业科技成果奖312项。1972—1980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27%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1981—1985年期间，提高到30%～40%。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反复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使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实现快速发展。

——摘编自信乃诠《新中国农业科技60年》等

材料一       公文保密工作历来受封建统治者重视。秦汉之后逐渐将公文保密上升为一种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在公文起草阶段，拆字法、隐语法、反切法等为常见的保密方法；传递阶段，常用泥封法、斗检封、用印等确保公文信息安全；在保管阶段，设置专职保管人员和专门保管机构。对公文保密管理机构及人员，历代均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进行约束，并明确了诸多惩戒措施。公文保密系统为封建政权的稳定运作提供了有效支撑，其背后所承载的权力流动、势力对抗等被置于统治者所划控的特定范围之下，事端滋生、纷争四起的可能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弱。

——摘编自徐拥军《古代公文保密工作的特点》

材料二   1947年《国家安全法》，1954年《原子能法》，1966年《信息自由法》，1976年《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1980年《涉密案件程序法》，2000年《公共利益解密法》，2004年《情报改革和防恐法》等，构成了美国保密法律的基本框架。其中，信息公开立法，考量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作为保密法规的总统令，则严格规定禁止和限制定密的条款。2009年美国开始把电子环境下产生的国家秘密数量统计进来。美国历届总统的保密管理理念既有历史传承，也有差异性。总统令中关于保密的规定一般表述为：我们的民主原则规定美国人民有权了解政府活动；同时国家的发展也有赖于信息的通畅，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领土安全以及我们的外交关系，某些特定信息必须保密。

——摘编自孙宝云《论美国保密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等

材料一   《四洲志》是近代第一部国人所译的外国史地学著作。编译时，林则徐有意地调换了原书中介绍国家的顺序，按照亚洲一非洲一欧洲一美洲的顺序进行叙述，遵从了中国人以“天朝上国”为世界中心的习惯。他将选编的重点放在各国的兵制、统治情况，以及历史中对外交战的情况。从《四洲志》可以看出林则徐倡导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器物，而缺乏对于自身政体缺陷的反思。这样“开眼看世界”的后果只能是空想出一个自己认知框架内的西方世界，而完全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西方人的政治体制乃至于思维方式。通过林则徐在鸦片版争中的表现，也能看到这种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李昊洋《从〈四洲志〉看林则徐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影响》

材料二   1874年冲正修编纂出版《支那地志略》，开创了近代日本编纂中国地志之始。该书吸收西方人有关中国的记录和研究成果，诸如经纬度的利用，新式地理词汇的使用等。该书作为当时日本人的学习教材，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读本。此后，日本人通过收集情报，来华实地踏查，翻译中国和西方人著作，编纂地志研究和认识中国。1880年高田义甫编纂有《清国地理小志》，1882年岸田吟香编有《清国地志》，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在华调查资料编有《支那地志》，1893年安东不二雄编有《支那帝国地志》，至1894年前，日本编纂中国地志达到一个高峰，也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到达一个小高潮。

——摘编自郭墨寒《冲正修编纂〈支那地志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