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中国学者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78年，中国学术研究步入正轨。在对世界历史新知的渴求和为经济建设出力的愿望的背景下，他们遇到了“全球史观”。“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中国史学家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这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等

材料   启蒙时期批判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源”。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旧伦理束缚和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家庭婚姻秩序和伦理秩序，《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最早颁布的重大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得到大发展，家庭结构与功能逐渐“小型化”：其一指家庭结构、规模逐渐由繁变简、由大变小；其二指家庭职能逐渐由多变少。 由此引起了夫妻、亲子等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亲子关系转移到夫妻关系，家庭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长者下沉到年轻人和儿童身上。

——摘编自赵庆杰、王利华《近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解读》

材料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以西北作为大后方支援抗战，大批政府官员，学者前往青海实地考察，为青海垦殖事业建言献策。在全国开发西北的浪潮的推动下，青海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丈地清赋工作，耕地面积及农产产量在三十年代持续攀升。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关注程度逐渐冷却，青海省政府也逐渐放缓了对本省的农业开发，青海省的农垦活动演变为政府形式化、公式化的敛财手段。

——摘编自狄新昊《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青海农垦研究》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宁夏农垦围绕“三个基地一个中心”，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管理体制、生产结构、经营方式、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财务包干，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和场（厂）负责制，打破了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特别是1983年中央提出“国营农场要办家庭农场”后，自治区农垦局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的若干政策规定》。1984年在垦区开始试办，职工由单纯的生产者变为生产经营者，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到1986年底，农垦系统已建起6000多个家庭农场，基本上完成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变革。1981—1988年累计实现利润6889.7万元，缴纳税金3929万元，利税合计1.08亿元。

——摘编自廖周《宁夏农垦改革初期问题研究》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一般来说，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三线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到1980年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在此过程中，三线精神逐渐产生、形成，并在三线建设调整后得到延拓。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让其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出于战备和保密的需要，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分布在不通水电的不毛之地。

——摘编自王蕾《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材料二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组织保障方面，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现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进行驻村帮扶，实现了贫困村的全覆盖，部分县区对脱贫任务较重的非贫困村也选派了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加上近200万名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在资金保障方面，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持续增长，2019年国家拨付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61亿元，连续4年每年净增200亿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

——摘编自汪三贵、郭建兵、胡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

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材料一   由唐入宋，“自田制坏而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宋朝廷从仁政理念出发，突破了旧有“轻济贫重恤穷”的观念，形成了以贫困救济为主、医疗救济为辅的济贫制度。神宗时实行保甲法，对占田20亩以下的贫民免除服役。后又出台惠养乞丐法，“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注籍，人日给米豆共一升，小儿半之，三日一给。”两宋时期民间济贫恤穷活动也趋于活跃。以义庄为例，其始于北宋中期范仲淹，用以救济贫困族人。医疗机构方面，当以胜善寺药寮出现为最早。“凡郊野之民无有远迩，与道路之往来有疾病者”皆可得到免费治疗。

——摘编自孙竞《宋代的社会贫困线及其社会意义》等

材料二   中世纪英国乡村底层民众普遍经历了物质生活贫困。许多上了年纪的贫穷佃农通过将持有地让与年轻家庭成员来保证晚年生活。集体耕作的公地制度也为贫困群体提供了重要的生计补充来源。许多庄园都将在公地上拾穗作为穷人的权利，对拾取落穗之人的资格作出明确限制。13世纪开始，立遗嘱在乡村普及开来，留下一些虔心的遗赠是不可或缺的。最常见的形式是赠与一小笔现金，分发给出席葬礼的穷人。也有立遗嘱人规定利用遗赠资金产生的利润定期开展救济活动，这种救济行为往往持续较长时间。修道院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之一，利用稳定的资金来源，为穷人建立了收容所和慈善院，1216—1350年间总计修建达700余所。

——摘编自王学增《中世纪英国乡村贫困与社会济助研究》

材料   “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本质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致可划分为两大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亿多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86%以上是文盲。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直面时艰，通过制度变革和道路探索，营造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商国是、共谋发展的良好政治氛围，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为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1978年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要素，都得到空前释放与扩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于2013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世界工厂”。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中国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从5000多年深厚文明传统中汲取养分，为实现民族复兴熔铸精神之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摘编自马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演进及前瞻》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