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论语·子路》中记载，楚国有“直躬者”（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孔子不赞同“直躬者”的做法，他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韩非子•五蠹》也记载了楚国“直躬”告自己的父亲偷羊的事，处理此案的楚国令尹（掌握军政大权的高级官员）认为“直躬”此举不孝，便定了他死罪。韩非子则认为“直躬”虽然是“父之暴子”，但却是“君之直臣”，令尹这样处理此事，楚国就没有人敢告发坏人坏事了，对君主而言，这不是“社稷之福”。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令尹和韩非子对于儿子告发自己父亲这件事的看法，并指出他们看待此事的出发点。材料二《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同居相为隐，即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容隐，而容隐制度适用的主体中有一类人是“大功以上亲”（“大功”是中国古代礼制“五服”制度中的一级），即包括父母、祖父母等在内的血缘比较近的亲属。“斗讼篇”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父为子天，儿子可以为父亲隐瞒，如果父亲有过失，儿子应该恭恭敬敬地劝谏，尽到孝道，不让父亲身陷囹圄，“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同时还规定，以上两条法律都不适用于长辈有谋反（危害社稷）、大逆（毁坏宗庙、陵寝、宫阙）、谋叛（背叛国家）等罪的情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要评述《唐律疏议》的上述规定。材料一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提出学习的内容，应该主要是“明人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朱熹还认为，历史上的“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从而使“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
——摘编自张全明《论朱熹对科举态度的三次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材料二 19世纪末，严复等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来探索中国转型的新路径。严复在借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三育”论，主张培养德智体并重的真国民。他认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在于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是指提倡体育，训练国民强健的身体；“开民智”是指开发人民的智慧，提高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改革科举制度，讲求西学；“新民德”的目的是培养人民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与精神。这成为中西方教育理论思想交融的契合点和起始点，拉开了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
——摘编自李素敏、张思远《我国“五育”思想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与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朱熹教育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严复教育思想的发展，并结合所学分析其时代背景。
材料一 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二 秦汉完成了“从封建到郡县”，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
材料三 秦汉与罗马，都对后世具有独特价值。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而中国“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这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
——以上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析罗马帝国为什么“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与罗马帝国相比，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上有何特点？(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述秦汉与罗马对后世的独特价值，简要谈一谈这两种文明道路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可可豆是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的种植和食用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历史悠久，阿兹特克帝国时期巧克力是皇室贵族等精英阶层能够享用的饮品。1544年，多米尼加的修道士带着玛雅贵族代表团谒见西班牙王子，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中有几罐碾碎的巧克力。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宫廷接纳了巧克力，巧克力饮品逐渐在欧洲中上层社会流行起来。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驱动下，可可豆生产由墨西哥的野生树林转移到大面积的种植园。可可树在委内瑞拉、中美洲栽种，然后移植到菲律宾、印尼、巴西，最后移植到非洲。
17世纪欧洲巧克力的制作技术与中美洲被殖民前使用的技术无明显差异。1776年多雷在法国发明了用于研磨巧克力和制作巧克力糊的水力驱动机，1828年荷兰的化学家梵·豪登发明了去脂、碱化的加工方法，推动了廉价粉状和固体巧克力的生产。20世纪初，美国人米尔顿·好时将生产机器和传送带无缝对接，形成了完整的生产流水线，固体巧克力逐渐成为普通阶层可以享用的食物。
——摘编自索菲·D·科等著《巧克力：一部真实的历史》
阅读材料，概括巧克力发展史上的重要变化，并结合世界近代史的知识，简要分析这些变化的原因。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东汉初年许慎所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著作，书中保存的大量古字古义，可为研究古代典籍文献、探讨文字起源流变提供宝贵的证据，清代的《康熙字典》、现代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都深受其影响。
材料一：《说文解字》的编撰以小篆为基础，同时参考其它古文字，博采众家之说，力争各种解释都“信而有证”。编撰时还“分别部居”，即按部首排列的方式将文字做了归类。许慎认为文字是理解经义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全赖文字。
——据许慎《说文解字·叙》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许慎《说文解字》的编撰特点。材料二：“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汉学”崇尚考据，反对“宋学”空谈义理，戴震是汉学派的代表人物，对《说文解字》很有研究，并将其研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段玉裁，其代表作是《说文解字注》）。自是《说文》学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
——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整理
(2)根据材料二，分析乾嘉时期“《说文》学风起水涌”的背景。(3)结合上述材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明《说文解字》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经过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从1953年开始，国家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新时期。随着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 国家在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也在加紧推进。1954年9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1)依据材料一和所学，简要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1982 年 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八二宪法”) 。 “八二宪法”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思想，重新阐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国家机构和内外政策。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2)依据材料二，简要概括“八二宪法”的特点。材料三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每年的 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宪法日的设立，就是要让每个人奉宪法为准绳，通过有效的宪法实施，让宪法和宪法精神深入人心，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信仰。以设立国家宪法日为契机，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能在更高层次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最根本的秩序保障与制度规范。
——“塑造共同的宪法信仰”, 《人民日报》, 2014 年12月4 日
(3)依据材料三，简要说明“国家宪法日”设立的意义。材料一 孟子曾经与齐宣王讨论治国的问题，他以欣赏音乐做比喻，对齐宣王说，如果大王在这里快乐地欣赏奏乐，老百姓们却生活困苦，满是怨恨，这是大王不能与民同乐；相反，如果大王在这里快乐地弹奏音乐，老百姓们也能欢天喜地，安居乐业，这是与民同乐。如果君王能与民同乐，那就可以使天下归服了。
——整理自《孟子·梁惠王》上
材料二 宋朝的儒家学者把儒学拓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他们使儒释道三家为基干的思想大汇流得以呈现。宋儒的特殊可贵在于，宁可跨越百代，也要直接与孔孟对话，他们让千年前的圣人活泼泼地站在他们的当下。复活孔孟和回归六经，是他们的学术旨趣，也是文化理想，为此他们建构了“理”的世界。先秦儒学主要讲“礼”，很少讲“理”。宋儒既讲“礼”，又讲“理”，主要讲“理”。中国由唐代的“诗性王国”进入到宋代的“理性王国”。
——摘编自刘梦溪《为生民立命： “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
材料三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围绕着发明本心的“良知”这一核心而展开，他发展了孟子的“良知”思想，认为天理即是良知： “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即人伦道德应是人人头脑中所固有的命题。在本质上，阳明心学虽然与程朱理学“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但是在当时却以反程朱理学的面貌出现，主张“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突出了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一时间“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王学中摆脱传统束缚、冲破思想禁锢的精神对晚明已降的思想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对于朝鲜、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新编·古代史》
(1)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一所体现的孟子的政治思想，简述孟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简要分析宋朝儒家学者是如何“把儒学拓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的？
(3)依据材料三和所学，分析阳明心学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 图①古罗马青铜雕塑“胜利之翼”用小刀精雕细刻而成。它是胜利女神像的一部分，古罗马雕塑家喜爱的这一题材延续至近代欧洲。图②《拉斐尔自画像》（1504﹣1506）拉斐尔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为“美术三杰”。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