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8年，旅京山东人士受危机意识和乡缘观念的驱使，创办了《山东杂志》。其发刊词指出：“《山东杂志》何为而作也？乃为东人筹生活之计、自全之策，而广集事汇、兼为论说，偏陲之父老子弟，使易其积习，以免于危亡也。”杂志由山东同乡集股经营，初次召集时，“大众非常踊跃，认百股者三人，其余十股至五十股不等，约计已集约在千股以上”。杂志在山东省内的东牟公学、济宁公立阅报所以及各府中学堂等地广设代派处，还采取“代销杂志十份以上者酌提一成”等办法促销。杂志的载文分为十类，即论说、朝政、学务、民风、吏治、实业、交涉、要闻、轶事、杂录。杂志以大量篇幅介绍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野心和手段进行揭露，对清廷的吏治腐败和对内昏庸、对外出卖国家利权的事实进行批判。

——摘编自孙向群等《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山东杂志>评述》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天下费多”，等到大规模的战争一次一次地爆发，财政支出更是急剧增加。富商大贾囤积居奇“而不佐国家之急”，坐视“黎民重困”。武帝通过行政命令，实行改革币制、算缗(征收商人的财产税)等办法，来剥夺商人。同时宣布实行盐铁专卖，原诸侯王封国产盐铁的主要地区，同样设盐铁官管理，盐铁之利收归中央。

材料二   北宋政府一再规定“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令柴薪渡河津者勿税，又免农器收税。又规定：“当税各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颁行天下”“诚便商惠民之举， 而堪为后世治国者取法”；北宋政府的“冗官”、“冗兵”、“冗费”十分突出，其财政来源除了靠商税支撑之外，更重要的是得自商品的专利收入。从宋初起就对几个主要商品如盐、茶、矾、酒等实行专卖制度。富商大贾以惊人的速度，积累起他们的巨额财富，汴京是“富商大贾所聚”、“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商人从而拥有无数的“田畴邸第”，成为大商人兼大地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

材料一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官方和民间都要进行祭天、拜祖、祭孔等重大活动，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都非常清楚，祭天、拜祖、敬奉鬼神说到底都是为了教化百姓。从周公旦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这种清醒的实用理性精神。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强调每个人只要从我的内心做起，从我们的日常事情和现实生活做起，就可以由平凡之事入手来成就伟大功业。因此，最现实、最直接的事情，无非就是每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中国人既然把眼光都关注于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现实的经世致用活动，他就无暇去顾及那些六合之外的鬼神，这就使得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知识分子能够投身于现实社会，投身于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中，从而推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繁荣昌盛。

——摘编自赵林《西学三书》

材料二   明末传教士对中国古文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力对其进行研究和翻译，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古文献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为引领欧洲一代风流的思想旗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思想家。18世纪，经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传统文化，使欧洲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与当地流行的理性主义自然神论相类似，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推崇的是“理”而非“神”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就成了他们取证的榜样，他们也从中找到他们观点的旁证，从而坚定了他们的观念和斗志，丰富了他们的学说。

——摘编自王立《中华文明简史》

材料一 17世纪，英国在各殖民地建立起完备的英语学习体系，逐渐培育起英语在殖民地的语言生态。18世纪后期，凭借在殖民争霸的胜利与工业革命的优势，英语也最终战胜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对手，成为其全球殖民体系的通用语言。二战后，英国殖民体系解体，但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其在世界经济、科技领域的霸权地位，推动着英语全球化运动不断发展。美国以英语为载体，将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向全球扩张，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不断渗透。美国在制造出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之后，开发了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操作系统DOS、WINDOWS等，几乎所有的计算机软件都必须用英语开发，英语成为计算机语言。20世纪末，英语通过互联网席卷全球，把英语全球化推上了顶峰，英语霸权得以确立。

——摘编自金光美《英美霸权与英语全球化》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汉语在世界范围迅速升温。主要表现为：汉语学习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并呈现大众化趋势，学习目标正从传统的“学术和专业”需求急遽向“实用和兴趣”需求拓展，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也呈现多样化趋势。2012年，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5000万，而来华的各国留学生已达30万余人。海外各国不断升温的汉语学习需求，以及中国政府的大力投入和国内高等院校的积极参与，使得汉语正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截止2013年，已有英国、法国、美国等4O多个国家颁布政令，将汉语教学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日本、韩国、泰国和蒙古国，汉语已跃升为第二大外语。

——摘编自李泉、张海涛《汉语国际化的内涵、趋势与对策》

材料   法国王室从十七世纪就将王室绘画与雕塑学院等文化机构设立在卢浮宫，在此举办各类画展、沙龙，展示王室收藏的艺术品。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后，“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新的国家格言，卢浮宫内的艺术珍宝由王室私藏变为了国家财产，参观这些珍宝也就成为了任何人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当时主导卢浮宫改造工程的内政部长指出：“它应该成为宣传法兰西共和国之伟大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1803年，卢浮宫更名为“拿破仑博物馆”，随后，法国军队将包括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人的画作和雕塑在内的艺术珍品源源不断带回卢浮宫，深受爱国精神感染的巴黎民众纷纷上街围观，欢呼喝彩。艺术家也为此辩护：“只有自由的人民才有资格来保管这些大师们的作品”。不过随着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多数掠夺而来的艺术品被迫物归原主，从此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单一的地方能够集中如此多的艺术珍品。但它将国立博物馆作为国家文明象征的传统，也被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故宫博物院等一再复现。

——摘编自刘周岩《美术馆的起源：大众、艺术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