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公元前219年始，秦始皇数次东巡，“群臣诵功，请刻于石”，遂在泰山等地刻石勒铭。这些铭文叙述了秦始皇因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是“禽灭六王”“平一宇内”，实行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政策；秦始皇“作制明法”“不懈于治”“专隆教诲”“忧恤黔首”，官员“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六合之内”出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男女礼顺”“莫不受德”“承顺圣意”的景象。
——据《史记》等
材料二 公元14年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其生前自述被铭刻于陵墓入口处，主要内容为：奥古斯都“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战乱；多次为罗马平民发放金钱和粮食，“举办角斗表演”；复兴罗马传统，“修复了八十二座诸神之庙宇”；“解除了海上的海盗威胁”，“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的边界扩大了。铭文强调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力源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授予。该铭文后被诸行省传抄。
——摘编自张楠、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始皇刻石与奥古斯都功德碑呈现的帝王形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始皇刻石与奥古斯都功德碑出现的共性原因并说明两者共同的史料价值。
材料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兴起并成为一门产业。民众仿效16世纪以来贵族“欧陆游学”传统，参观英国知名作家的出生地、故居和墓地，探访文学作品中描述之地，以求“更深刻地理解熟悉的文本”。
地处偏僻的斯特拉特福，因是莎士比亚出生地而成为旅游胜地。1847年出版的《英国最杰出诗人的故居和常去之处》配以版画介绍英国作家故居，深受读者欢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有乔叟、斯宾塞等众多作家的墓碑或纪念碑，备受游客青睐。人们还将文学作品视为“旅游指南”，前往伦敦、罗切斯特等地，与作品中的人物“邂逅”，“跟随哈代想象出来的人物的活动轨迹游览他们的故土”，领略司各特作品中描述的苏格兰高地风光，寻找历史记忆。“莎士比亚之乡”“哈代之乡”“司各特之乡”等英国文学之乡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摘编自（法）马克•布瓦耶《16—21世纪西方旅游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文学旅游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的影响。
材料 名帖亦称名刺（类似今之名片），古已有之，在明朝士大夫的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受宠用事，“走其门者倾朝，名刺必红纸”，以致“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郎瑛（1487—1566年）在其著述中写道：“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
明朝前期，名帖多自署“门生”等，“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交际活动日益活跃，“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的风气日盛，衍生出“晚生”“侍生”，甚至出现“渺渺小学生”“通家治下牛马走”“门下沐恩小的”等自称，原本亲戚间使用的“眷”字亦开始滥用。
——摘编自（日）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名帖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名帖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前，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城市化进程缓慢。从 1904 年开始，清政府鼓励移民开发东北，实施移民优惠垦荒政策，大规模移民进入东北，民国时期更是形成规模。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以及近代交通业、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港口的兴建，东北地区相继兴起一大批新城镇，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初其雏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对东北的开发和巨额资金投入，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城市迅速发展，但东北城市的发展是以经济的被掠夺为代价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东北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到 1941年，东北大都市有沈阳、哈尔滨、长春等16处，小都市172处，另外还有一些小城镇，共计 312 处城镇。
——摘编自荆葱兰、张恩强《近代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关内移民》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东北雄厚的基础，“一五”期间，国家建设了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1/3放在了东北。从投资额来看，东北占44．3%，接近一半。东北地区成为了共和国重点布局地区，也就是成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龙头、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并走在了国家前列。
——摘编自姜妮伶《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东北城市化进程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走在国家前列的原因。
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法国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的内容，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中法建交的历史条件。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特的“中法(建交)精神”，请尝试概括“中法精神”的内涵。
材料：史料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安徽省庐州府（今属合肥市）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清末重臣。李鸿章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是晚清社会的重要人物，对晚清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影响深远。通过对其留存的相关史料进行研究，更能清楚地了解认识李鸿章。下表是研究李鸿章的部分相关史料。
| 史料1 |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编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奏报、上谕 |
| 史料2 |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编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 |
| 史料3 |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编自光绪七年（1881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 |
| 史料4 |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编自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
| 史料5 | 《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
| 史料6 | 《义和团档案史料》1959年出版 |
| 史料7 |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992年出版 |
——整理自《中国近代史料在近代史研究中的运用》等
(1)根据上表并结合李鸿章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任选其中两则史料，分析其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李鸿章的社会形象加以阐释。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外交被视为外交工作一翼，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由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这一时期文化外交实施“一边倒”政策，民间文化交流作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重要手段表现活跃。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此时文化外交以政治与革命为中心。以宣传中国革命成果为主要目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形式较为单一。大多是文艺演出、杂技等单向对外宣传。到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外交一度停顿。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外交进入新时期，成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外交并由政府统筹，交流对象遍布世界五大洲。交流渠道不仅有官方，各部门，各地方也积极参与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到20世纪末，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国际文化组织保持联系。
进入21世纪后，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根支柱，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成为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未，文化外交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等都推动了中外高端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一带一路”作为建设平台，更提升中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努力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达共同体。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外交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概况
| 时期 | 发展阶段 | 概况或典型代表 |
| 19世纪中叶-1905年 | 初创 | 本阶段活跃在博物馆移植舞台上的是西方来华人士，其中法国人韩伯禄在上海建立自然历史博物院（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他们（传教士、知识分子）在中国建立的博物馆一度成为后来国人创建博物馆的范式。 |
| 1905年-1936年 | 发展 |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游历官绅已开始比较中西古物保护、利用等方面的异同。维新人士创办上海强学会时首次明确将创办博物馆与启蒙、强国联系起来，认为博物馆有“博览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1905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博物院（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1924年，冯玉祥部下进驻北京后成立专门的国立博物馆，众多的深宫古物最终于1925年在博物馆公开展示。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向社会公众阐释古物是一种社会遗产，而不是一家之遗资。20世纪30年代，中国博物馆协会建成，开始了博物馆观念的本土化。至1936年，全国已建成博物馆多达77座。 |
——据胡盈《世界博物馆导读》和徐玲《西方博物馆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整理
材料二 1960年8月，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2003年2月，以两馆为基础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组建。该馆现有140万余件藏品，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各地都建有综合性博物馆，以及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专业博物馆。至2016年，登记在册的博物馆达到4873所，各类专业博物馆层出不穷，国民近乎免费地享受丰富的博物馆资源。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博物馆兴起和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现代中国博物馆建设的主要特征。
材料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区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管理的新方向。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治理的唯一合法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出现的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积极参与治理。政府对下辖社区拥有直接权力，权力的下沉实际使得社区居委会成为准一级政府，居委会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承担着大量行政事务和公共服务职能。
美国联邦政府自1960年以来相继制定了几部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如《住宅和社区发展法》《国家和社区服务条例》等。美国社区治理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如社区发展公司、公共服务机构）等。其中政府作用主要在资金、宏观政策方面的协助，社区公共事务执行主体是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决策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摘编自白婷《公共卫生危机下中美基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美两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美两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共同意义。
材料一 唐代人们在保持饮食的主体功能的同时，更加注重饮食的艺术欣赏功能和养生保健功能。唐朝的饮食文化十分兴盛。在扬州、长安、洛阳、广州等大城市里，“街店之内，百种饮食，异常珍满”。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水陆珍馔，应有尽有。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
——摘编自马瑞裬《浅析唐代的饮食文化》
材料二 在1750年至1850年，小麦逐渐取代了其他谷物的地位，引起了欧洲真正的食物革命，白面包不再是富人的专利和地位的象征。工厂系统的渗透为欧洲人生产了数量越来越充足的食物原料，创造了品种越来越多的工业化食品。随着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食物贮藏技术的不断进步，食物在欧洲人的饮食生活中变得既便宜又充足。欧洲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人们消费的食物原料的区域性逐渐淡化，食物种类日益增多，质量也日趋符合科学的标准。
——摘编自朱基富《新航路开辟：欧洲饮食文化的新篇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饮食文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工业革命时期欧洲饮食文化的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