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迄今为止，公认中原地区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发现于公元前8世纪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比西亚赫梯人的人工冶铁要晚了1000多年。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西汉以来，钢铁冶炼行业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还能大批量生产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如灯、釜、炉、剪等。罗马帝国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中曾说“在所有的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中国人把它连同各种织品和皮货输送给我们”。鉴于铁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历代王朝多直接控制钢铁冶炼，17世纪以前，中国至少有10项冶铁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李绍强《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材料二   洋务运动后期，一些洋务派督抚开始在自己主政区域建立钢铁企业。1871年，福州船政局所属铁厂首先采用新的钢铁加工技术：安装吊车，铸造大型汽缸；购置3吨汽锤，锻造大车轴；建立轧钢厂，轧制15毫米以下的造船钢板和6—120毫米圆钢、方铁。1890年，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成中国第一座3吨炼钢平炉，后又建成了一座15吨炼钢平炉。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这是中国也是远东第一座近代钢铁联合企业。1896年汉阳铁厂招股200万两白银，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从1871—1895年，全国钢铁最高年产量，铁没能超过50万吨，钢没能超过10万吨。

——摘编自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材料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钢铁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几乎没有一家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但广大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困难，凭着钢铁意志创造了钢铁业发展的奇迹。在苏联援助下，我国相继恢复和新建了鞍钢、武钢、包钢等钢铁厂。钢铁工业按照中央政府的计划构建起“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格局。三大是建设鞍钢、武钢、包钢三个大型钢铁基地；五中是扩建、新建五个中型钢铁企业，即扩建太钢、重钢、马钢、石景山钢铁厂，新建湘钢；十八小是新建十八个小型钢厂，即邯钢、济钢、临钢、新余、南钢、柳钢、广钢、三明、合钢、长特、新疆八一、杭钢、鄂钢、连钢、安钢、兰钢、贵钢、通钢。到1956年，新中国钢铁产量年均增长31.6%，到1957年达到了535万吨。

——摘编自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随着深圳现代化城市规模的逐步形成，各种类型的案件纠纷大量涌现。为适应新形势，1987年以来，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设立全国法院系统第一个经济纠纷调解中心、第一个专门审理涉外、涉港澳台经济案件的经济审判第二庭、第一个专门审理房地产案件的房地产审判庭、全国第一个破产案件审判庭、全国第一个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民事审判庭等。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对深圳司法改革举措给予肯定，全国25个省市的多家法院来深圳学习经验。后来，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又设立全国法院系统第一个专门的立案机构——立案处。将原来各业务庭的自行立案权分离出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深圳法院逐步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全面推进以公开举证、质证、辩论、认证、裁判为主要内容的庭审方式。

——摘编自深圳市委政法委员会《深圳法院的司法改革》

材料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12岁入剑桥大学，后担任英国女王特别法律顾问以及朝廷的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脱离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写成了一批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包括《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以及《学术的伟大复兴》等。在这些书中，培根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的科学发现的工具。他看到了实验对于揭示自然奥秘的效用，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用建立在充分实验基础上的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强调系统分析，强调实证支持，对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培根认为，“归纳法是发现个体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制的工具，是获得支配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形式的方法”。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认为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分子，即事物的简单性质。分子是有限的不变的，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培根还提出并论证了诸如“凡已授予或按一定条件预定之物均不可再议其价值或补偿”“重大刑事案件减刑的条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与其任由违法犯罪逃脱制裁，宁可选择违背先例”等法律思想。

——摘编自朱庭光《世界历史名人谱》

材料   1956年10月，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军事打击，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英法以三国的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致电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谴责英法以的野蛮行为。中国坚决支持埃及，无偿提供2000万瑞士法郎援助埃及。苏联在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中称，以色列的行为“将使以色列是否能继续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发生问题”。美国也不满这次秘密行动，他们将英法的侵略看作是殖民主义的再次体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直接致电英国首相艾登施压，同时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停止向英国的经济援助。联合国安理要求英法立即撤军，遭到英法两国否决后，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要求停止战争并从埃及撤除所有外国军队。11月6日，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英法两国被迫接受停火决议，英法以三国的军事冒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李平民《英国的分而治之与阿以冲突的根源》

材料

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贞元年（1295年）至大德四年（1300年）为旌德、永丰县尹。他在任内，一直过着和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他捐出自己的俸禄，办学校，修桥梁，此外还兼施医药，救济无钱治病的人。当地的百姓一提到他的名字，就赞不绝口。王祯在当县尹时，经常鼓励人民种好庄稼。他平常很注意农事，随时随地留心观察，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向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农请教。为了让《农书》早日出版，他还创造了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法，从而缩短了排印时间。他在江西看到有一种茶磨，就根据这个茶磨的原理，设计绘制成“水转连磨”图，这一改进大大节省了人力，每具可以灌溉农田100亩。在他的《农书》里，还有着许多各式各样的工具图谱。王祯还是一位诗人，清代顾嗣立编辑的《元诗选》中，就收入了他的诗，称为《农务集》。

——摘编自国学智《王祯：元农学家及活版印刷术的改进者》

材料

1864年的俄国司法改革导致社会动荡，各阶层矛盾激化，某些社会改革激进分子开始倾向于使用武力。1878年1月28日，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里奇试图刺杀圣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致其重伤。查苏里奇依律应当被判绞刑，但最后却被无罪释放。该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几项重要成果的典型表现。第一，在查苏里奇案件中，法官与行政权力形成对立或独立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查苏里奇的最终胜诉。第二，在查苏里奇案件的审理中，审判过程完全公开，社会各界人士都被允许旁听。第三，根据改革法令，被告有权聘请辩护律师，律师享有辩护权，并且要求律师必须有社会良知，查苏里奇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制度的保障，才使律师得以为查苏里奇的革命行为进行辩护。第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司法大臣运用新法案赋予的权力，组建了一个由中下级自由主义官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陪审团。如果没有陪审制度，那么查苏里奇的命运将极有可能截然相反。

——摘编自王海军《转型期司改的成就与困境——俄国“查苏里奇刺杀案”》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

材料   从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重要国际组织，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主要通过联合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不断开放、积极进取、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利用联合国舞台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如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多边军控和裁军条约，不断扩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力和财政支持，并且主办世界妇女大会。中国通过与联合国的全面合作，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国际环境，而且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力量，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得以在国际社会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

——摘编自张贵洪《联合国是中国参与多边合作的重要舞台》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有多方面内容。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颜渊》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梁惠王下》中最早提出“忧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荀子·大略》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唐太宗李世民专门写了《民可畏论》，强调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功业，均取决于人民。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

——摘编自张弓《民本思想促进中华文明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王韬等人关于民的观念呈现出新的气息。王韬提出：“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王韬认为中国取士的方法必须改变，取士之法不变则无法产生真正的人才，必须改革学校制度，重视实学和政学。他把西方的君民共治看作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提出，中国要富强、要救贫，就必须开议院以通下情。

——摘编自韩丽雯《近代中国民本思想演变的机缘和桥梁——以王韬为例的思想史解读》

材料三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以民为本”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从同盟会成立乃至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改组国民党，其理论和实践活动无不体现着他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

——摘编自肖飞《孙中山民本思想探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