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材料一 城市建立初期依附于农村及封建主，但城市居民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那就是以和平方式要求领主承认城市自治；如果这项要求被拒绝，就改以暴力方式，很快城市取得自治。自治城市是当时经济、商业中心，其新的生活、消费方式深深地诱惑着封建主阶级，他们在痛苦、羡慕和无奈的感情下，纷纷以住户和消费者的身份住进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其货币的所有量。最初的做法是用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和徭役地租，或雇工经营土地；一部分人转向经营工商业或金融、航海业，甚至将目光投放于海外，一批批受到封建主支持和鼓励的海外航海探险队踏上征程。同时，贸易平等原则也逐渐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人们将封建庄园中等级与身份隔离的意识逐渐淡忘。
——摘编自胡杨《浅论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复兴对封建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 工业革命开启西欧工业化，大量农村人涌入城市，生活理念、思想观念逐渐与城市趋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主要国家都大力兴建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和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城乡差别因而缩小，乡村经济结构和人口从业结构也“类”城市化。然而这一过程以牺牲乡村为代价，大肆从农村攫取生存资源，乡村的发展空间被挤压；乡村经济结构及发展方向以为城市控制的市场为转移，农村工作机会流失，大量青壮年外出，留守老人更感精神孤独。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来自城市，制定规划时常常出于各种目的而忽略相关重要信息，以致缺乏全局性，城乡越来越同质同构。
——摘编自刘景华《工业化以来西欧的“乡村城市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世纪西欧城市实现自治的主要路径及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西欧近代的“乡村城市化”。
材料一 秦汉以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帝王将“民惟邦本作为治国之要”。汉代民本思想在继承和总结以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其显著特征就是关注民生。贾谊曾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且强调“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由此可以看出，汉代民本思想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民”，而是将民作为评价政绩的标准。唐初的魏征和李世民明确地提出了民水君舟说，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节力役；息边争；不违农时；大办农业，使耕者有田，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赈灾百姓；慎刑罚。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家，既不像先秦民本思想家那样强调民在邦国中的地位，劝诫统治者要得民心，亦不像汉唐以后强调人民载舟覆舟的历史作用，他们所强调的是人民作为人的权利，尤其批判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压抑民权的制度。
——摘编自赵树森《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化》
材料二 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以后古代民本思想的内容，并分析其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安石在浙东的施政原则。
材料一 1919年梁启超等社会精英游历欧洲，却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士失望于自身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使他们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想。《欧洲心影录》中梁启超甚至这样感慨，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逐渐消退，但各种专业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对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劫难，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国人来说，这无疑起到一定的鼓励效果，部分扫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悲观情绪。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场中国文化西播热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视态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优势，开启了自身的近代复兴，步入又一个全新历史阶段。
——摘编自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
材料二 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依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摘自《历史选择性必修3》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结束至二战期间，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新加坡与西方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面对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我们应注意什么问题。
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法国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的内容，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中法建交的历史条件。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特的“中法(建交)精神”，请尝试概括“中法精神”的内涵。
材料一：明清时期，人口迁徙不再仅限于某些地区，如福建农民在万历年间，迁往江西西北部、东部移垦，有的几代经营；乾隆年间又向南移居广东、海南直至海外，向东则移往台湾，有的家庭甚至移了又移。明朝云南移民大量涉及商业，有的还经由云南走出境外，经商颇有厚利，接踵者多。康熙时为恢复四川经济，颁布了一系列招民来垦的法令，外省人民由此大规模移居四川，至雍正年间，自愿迁移逐渐成为主体，他们很多是“各带盘费”的经济性移民，希望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来致富。
——摘编自季松《试论明清人口迁移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大批失地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出于生计，冒险出洋。受已在海外发财致富的华人影响，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旧金山一带发现金矿，淘金热在中国迅速兴起，而急需大量劳动力的美国也被华人认为是“伊甸园”，赴美是条发财路。同时，在贩卖华工所带来的可观利润刺激下，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纷纷进行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以至于在华工出洋合法化前，已有大量华人被西方人口贩子拐卖出洋。
——摘编自赵薇《晚清华工出洋原因探析》
(1)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人口迁徙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2)据材料二，简析晚清出洋华工群体出现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贡献。
材料 1908年，旅京山东人士受危机意识和乡缘观念的驱使，创办了《山东杂志》。其发刊词指出：“《山东杂志》何为而作也？乃为东人筹生活之计、自全之策，而广集事汇、兼为论说，偏陲之父老子弟，使易其积习，以免于危亡也。”杂志由山东同乡集股经营，初次召集时，“大众非常踊跃，认百股者三人，其余十股至五十股不等，约计已集约在千股以上”。杂志在山东省内的东牟公学、济宁公立阅报所以及各府中学堂等地广设代派处，还采取“代销杂志十份以上者酌提一成”等办法促销。杂志的载文分为十类，即论说、朝政、学务、民风、吏治、实业、交涉、要闻、轶事、杂录。杂志以大量篇幅介绍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野心和手段进行揭露，对清廷的吏治腐败和对内昏庸、对外出卖国家利权的事实进行批判。
——摘编自孙向群等《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山东杂志>评述》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山东杂志》创办的历史背景。(2)据材料概括《山东杂志》运营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时代价值。
材料一 16世纪，西式建筑在中国出现，多集中于澳门，主要由传教士和殖民商人修建。18世纪，由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设计，中国工匠精心修建的圆明园分园——长春园的欧式宫殿，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光辉典范。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作为工业文明的体现，开始大量传入中国，给国人巨大的思想冲击，如康有为见识了香港西式建筑林立、街路整齐后，认为西人治国有方，进而摒弃了“西人为古之夷狄”的看法。20世纪上半叶、西式建筑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上海国际饭店高达24层。另外，资政院、教堂、医院等建筑也一改中国传统建筑“城高池深”的特点，体现了某些近代社会的气息。
——摘编自田毅鹏《西式建筑进入中国的沧桑往事》
材料二 早在秦汉时期，西方就通过陆路交通，从中国瓷器、漆器等商品上的建筑、风景图案信息来猜想推测中国园林。16世纪末开始，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对中国园林的记录让西方全新认知了中国园林，如《张诚日记》认为中国屋宇、花园的美在于布置得宜和对自然的模仿。18世纪，传教士马国贤、王致诚分别将《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图咏》传到西方，让西方对中国园林的了解进入到图像时代。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国率先在西方兴建了以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自然风景园。
——摘编自李晓丹《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大量传入中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式建筑风格东渐和中国园林艺术西传的不同。
材料 随着《天津条约》改订日期愈加临近，为商讨条约改订，总理衙门于1868年2月首次正式向西方国家派出外交使节，以前美国公使蒲安臣为代表的清朝官员一行30多人正式访问美国和欧洲。蒲安臣使节团如期拜访各国元首，但是，诸如传教、通商、铁路建设、鸦片贩卖、治外法权及中国内陆航运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使团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蒲安臣使团是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为中国外交礼仪、机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以岩仓具视为代表的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其规模超过100人，任务是：第一、向签订条约国元首传递外交文书；第二、提前为修改条约进行协商；第三、调查西方各国制度和文化。其中，为修改条约事先开展的协商，从访问的第一个交涉国美国开始，就已宣告失败。使节团历经两年多时间，相继走访美国和欧洲各国，实地考察了当地近代化政策走向。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等
(1)据材料，指出中日两国使节团出访的异同。(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日使节团出访对各自国家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北宋建立时，北方已被契丹占据，随后西夏建立，适合养马之地锐减，战马奇缺。吐蕃诸部不但盛产战马，而且对茶叶存在迫切需求。用茶叶和吐蕃诸部交换马匹，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节省开支，还能作为政治、军事之外的手段对其进行笼络和控制。因此，宋廷非常重视与吐蕃的茶马互市，设置了购茶、买马的机构，组建了茶马司，将茶马贸易严格限制在互市场所内。清王朝经过多年经略逐渐将蒙古置于其有效统治之下，并逐渐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统治，茶马互市逐渐失去了军国大政的地位。雍正时期，清廷不再垄断茶马互市，令茶马由民商自行贸易，改为从税收的角度对茶叶进行管控。
材料二 茶马互市兴起后，除了茶叶和马匹外，毛缨、毛布、皮革、虫草等民族地区的产品大量流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布匹、粮食、铁器、纸张、书籍、药品、乐器、首饰等也不断进入民族地区。明朝时建立了很多茶马驿站，开拓了龙安、松成、西宁三条茶马商道。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充当翻译的“通事”“牙人”大量出现，不少汉族人口逐渐迁居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也不断迁往内地，一些小村庄逐渐发展为“番汉咸集”的贸易重镇。
——以上均摘编自李天顺李俊《茶马互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述论》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清两代茶马互市的政策及形成原因。(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茶马互市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