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变化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成为后世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影响十分深远。

——《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从三国到五代，以阐释经书字句为主的儒家学说日益僵化，社会影响总体来说不及佛教和道教。从北宋中期起，一批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他们力图挖掘儒家经书的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特别是希望充分发挥儒学在强化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树立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口号。其中，被称为理学的学派影响逐渐增大，其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程颐兄弟和南宋的朱熹，因此这一学派也被称为“程朱理学”。

——《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四   明末清初社会的剧烈动荡，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思想家黄宗羲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称专制帝王为“天下之大害”。他还反对重农抑商观念，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王夫之也对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见解，如顾炎武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力。

——摘编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法体系不断经历着艰难嬗变和逐步发展，逐渐形成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规则体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族、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从传统的国家领土逐步扩展到外层空间、海床洋底、南北极地甚至网络空间等，新涌现出诸如国际行政法、国际旅游法、核法和极地法等数十个新分支(部门法)。《联合国宪章》等确定的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得到普遍接受。现代国际法越来越多地体现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共通价值，日益成为维护人类普遍价值和利益的法律秩序。

——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等

材料一   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8世纪英国城市人口的医疗需求急剧增长，但英国传统的医疗服务体系不能满足城市下层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英国城镇的大规模发展，成倍地增加了对健康的威胁。药房的兴起是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向医疗市场领域扩散的产物……与此同时，宣扬启蒙运动社会政治观的思想家们热衷于促进世俗福利、健康和国家财富，他们也非常重视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药房的出现既丰富了英国下层民众的医疗服务供给，也促进了英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元鹏成《论近代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建立了各级卫生行政组织。为了及早掌握疫情，建立了传染性疾病的疫情报告制度。针对各种传染病疫情，还积极开展防控工作，一方面构建完善的传染病防治网络，另一方面加强和改进传染病治疗技术方法，坚持专业防治与群防群治相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工作方式。饮水、食品、环境卫生等公共卫生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是预防和控制疫病发生与流行的重要环节。为此，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的饮用水卫生安全，加强水源保护、水井改良和城乡饮水消毒工作。

——摘编自扶小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材料一   湖南山地、丘陵多，宜于种茶，各地皆产，安化、岳阳、平江、桃源、衡山等地尤盛。所产茶叶，初为绿茶、黑茶，绿茶销省内及部省各地，黑茶则远销于陕甘、新疆及内蒙古一带。西北少数民族习惯饮用酥酪，不喝茶就会生病。至明，朝廷利用茶叶易马，实施“联番制虏（蒙古族）”的政策。安化黑茶于1595年由朝廷正式定为官茶之后，陕、甘、宁、晋等地区的茶商领“茶引”至安化采购黑茶，运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明末清初，西北地区的“边茶”大部分都是由安化黑茶供应，湖南产茶的地区也逐渐扩大。

——改编自李采娇《明、清及民国时期湖南茶叶史研究》

材料二   1858年，粤商佐帆取道湘潭抵达安化，传授制作红茶技术，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转输欧、美。因价高利厚，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暴动后，着手整顿西北茶务。于原有的“东柜”（陕西、山西茶商）、“西柜”（回商）外，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大量运销湘茶。自此，湘茶在西北地区销量复兴，并畅销于俄国境内，产量约达100余万担之巨……红茶大盛，商民适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每当“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直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后，由于国际市场上遭到印度、锡兰茶的有力竞争，湘茶的销售量才渐形减少。

——捕编自伍新福等《湖南通史·近代卷》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   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汉代“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汉官仪》

材料二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晋书》

材料三       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

——杜佑《通典》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西汉中叶，中国商人渡海到达印度半岛，购置当地奇珍。到了唐代，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广州设置了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高宗绍兴初，年收入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一   巴黎和会前后的爱国运动，遍及海内外所有中国人，国人对以往的外交政策及本国政府不再抱有希望。既如此，只有自己行动起来，“国民外交”成了一个响亮口号。爱国各阶层将帝国主义侵略和对中国主权领土的破坏视为外敌与内奸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此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国民整体主动地将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的新阶段。

——摘编自卫金桂《论五四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商人、妇女等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当时的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时论认为“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抗日战争部分大事摘录

——摘编自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