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张寒晖，人民艺术家，与洗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1925年，张寒晖在北平国立艺专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用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小日本》，还以《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1936年夏，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以及对故乡、亲人的思恋。他利用家乡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结合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进行谱曲，创作了震撼人心的歌曲《松花江上》，一经面世，即被疯狂传唱。之后，在陕西省委接应下，他进入陕甘宁边区。从陇东民歌《磨炒面》的曲调中得到灵感，1945年他填词创作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曲子清新明快，歌词生动活泼。该歌曲后改为表演唱，并设计了一套舞蹈动作，在前线慰问时，受到了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摘编自延安日报《张寒晖：人民艺术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寒晖音乐创作成就突出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艺术作品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意义。
材料一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与之不同的是，商鞅注重人口调查，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他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汉代徐干提出：“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宋以降，人口问题突显，苏东坡有“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然以今之法观之，……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的论断。马端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指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轮嘉时期中国人口快速膨胀，学者洪亮吉在其《治平篇》《生计篇》中，看到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关系，提出“天地调剂之法”与“君相调剂之法”解决人口问题。
——摘编自吴洁生《中国20世纪以前人口资源环境思想探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积极、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创造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辨证地看待“人口众多”的两面性，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以人均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人口形势新变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我国人口工作思路和方法实现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尚旭辉《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主要特点，并简析导致宋以后人口思想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七十年代我国人口思想带来的积极作用，如何理解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的发展变化。
材料 1949年12月，农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把推广良种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并制定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动员广大农民选育优良品种。到农村改革前，基本形成了县良种场为核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良种场为桥梁、生产小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1978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农林部《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建立省、市、县三级种子公司。2000年《种子法》实施之后，大量民营种子企业开始出现；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种质资源，也吸引了部分育种人才。经过长期的发展，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和152个制种基地县，保障了70%以上农作物用种需求；240家核心育种场和9500多家扩繁基地能够保障全国3/4的畜禽用种需求；934家水产原良种场及育种中心提供了40%的水产苗种。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约占国内用种总量0.1%，且以蔬菜种子为主。主要农作物和畜禽品种具备核心竞争力或种源可控，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总体上也不会出现“卡脖子”现象。
——摘编自孔祥智《必须彻底解决种质资源“卡脖子”问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种业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对种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文化的实质是史官文化。它滥觞于三代，规模于东周，最后盛极于两汉。史官没有屈服于君主话语权之下，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来说在秦汉乃至以前已基本定型。
《汉书》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糜不同之。贞观十四年，太宗向房玄龄屡次索看《高祖、太宗实求》，房玄龄等人不得已呈上。自唐开始，历代正史均属官修，个人修史原则上不被允许，成为稗史。而记录正史的史官因李世民打破君主不能看自己实录的传统，从此必须要根据君主的意愿进行删减篡改。
——摘编自刘倩、吴久久《从中国古代史官看舆论监督》
材料二 《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听从邹忌的劝谏，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北魏也鼓励非监察官和百姓协助监察机构纠举不法官吏，多元的行政监察主体使行政监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唐朝，“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宪典之政令，以肃政朝列”。御史还有权独立弹事，可以民闻弹事。宋代在地方置漕司掌行政、财赋；置宪司掌司法；置帅司掌军政；地方检察权分别由漕司、宪司、帅司等长官兼领。
材料三 明朝有较为完备和科学的监察制度，但“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以及当权者对政治言官的无情折辱，致使言官的分化成为必然之势。他们纷纷弃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表现得斗争意志消沉，忧患意识淡漠，事不关己，抽手旁观，甚至投身逆流，以身事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郑涛《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史官主导舆论监督的特点并指出其在唐代以后呈现出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统治者完善监察制度的措施及其积极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监察制度的不足及其原因。
材料一 自晚唐起，尤其在宋代，多层次、网络状的地方市场日益发展，形成由北方市场、东南市场、蜀川诸路区域性市场和西北市场构成的宋代区域市场。其中东南市场一方面有长江作为贯通全区的东西大动脉，另一方面又有汴水和江南运河与北方市场相联。这个市场又同南海诸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由于江南是全国市场的核心，许多长途贸易终点大宗商品的最大市场也集中于江南。这些市场包括最大的稻米和木材市场（苏州）最大的豆货市场和麦市场（上海）最大的棉布市场（苏州和松江）最大的丝织品市场（苏州、杭州、南京）和最大的生丝市场（南浔、双林、乌青、菱湖）。最能代表江南在全国商业中的这种中心地位的是苏州在全国粮食贸易中所处的领导地位。由于这种中心地位，江南米价不仅影响到区域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而且也影响到全国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也正是因为在全国市场中的这种中心地位，江南能够将全国商人吸引至此。
明清时期全国与江南地区重要的商路示意图
——摘编自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
材料三 19世纪60年代至清末，上海与全国各主要口岸间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外贸转运网络。……这些主要口岸每年平均占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95%以上。九江的绿茶，汉口的茶叶、牛皮、猪鬃、芝麻，宁波的湖丝、茶叶、棉麻，芜湖的蚕丝等大宗土货都运往上海出口。对上海来说，有些口岸只是其外贸转运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这些口岸来说，依赖上海外贸转运的程度非常高。
——摘编自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从宋至明清贸易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上海贸易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顺应工商界的要求，先后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颁布的76项经济法规中，内容包括工商矿业、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银行金融、权度、税则、经济社团等方面。张謇言：“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上述立法原则与经济政策导向在民初大体得到了遵循。后袁世凯时期，军阀派系争战不断，北京政府权威尽失，在经济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乏善可陈，更遑论有长远规划与建设。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改革目标。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1982年《宪法》第15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亟需商事立法的规范，自九十年代以来，商事立法驶入高速行驶的快车道”，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商事法律密集出台。经济法制建设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观念高度契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立法理念基本被挤出立法过程。加入WTO为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法制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世贸规则倒逼国内法制改革，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开展大规模修法和法规规章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19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摘编自陈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与经济法制的互动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经济立法与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异同，并分析民国初年经济立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当前中国经济立法的认识。
材料 魏晋“八议”制度源于周朝的“八辟”制度，秦时因法家学说占主导而被废除，西汉时被再次采用。曹魏时，陈群等人将“八议”制度首次写进法典，后为各朝律法所沿用。据记载，魏晋时期，“八议”导致“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的事情屡见不鲜，《北史》中也有北魏大臣获得“八议”特权而骄横的记载。如权贵杜恕虽犯法但因其父杜畿曾经“受诏作御楼船，在陶河试船，逼风没”，只是被免为庶人，贬谪到章武郡。魏晋时期，“诏教与东阳王教同人八议，永受复除”，诸如此类皇帝授予宗亲和大臣“八议”之权的例子也十分常见。魏晋虽然在律法中规定了“八议”，但多语焉不详，法律多为具文，直到唐代，《唐律疏议》对“八议”适用的范围有所限制，才对“八议”的适用情况进行明确的规定。
——摘编自张潇《浅柝魏晋时期“八议”制度的特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八议”制度的缺陷。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时期“八议”制度确立的原因。
材料 赵过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机械发明家和新技术推广者。他善于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创立了一种新的耕作方法，叫作“代田法”。代田法来源于畦种法，但又有所发展，这种方法的科学价值首先在于可在同一块耕地上将农作物进行轮休，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其次是农作物长成以后，作垄的地形成通风走廊，提高了光能利用率。赵过代田法的开沟，需要使用的人力劳动强度太大，因而很难完成，于是他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创制“耦犁”，推广牛耕。赵过创制的“耦犁”，耕作时采用“二牛三人”组合，他这次推广牛耕，先关中而后边远地区，配合以先进的耕作工具，效果十分显著，牛耕逐渐普及。在赵过的农具改革系列成果中，最能体现农业技术水平的是耧车的发明。耧车是一种播种农具，类似今天的条播机，比东汉辽东地区二牛六人的耕作法省人力5人、牛1头，耕作效益提高了3倍。
——摘编自陈正奇《西汉农业技术改革家赵过》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赵过取得农业科技成就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赵过农业科技成就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时期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型官僚制度的出现。官僚之称，古已有之，官者管也，是指国家职事人员；“同官为寮"，寮、僚相通，是指同署办事的官吏。在不同历史时期，官僚的形态是不相同的。在春秋以前，官僚位在贵族之下，类似于后世的管家和管事，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一般不参与国家政务。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经过以否定宗族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运动，先后完成由宗族国家向封建专制国家的转变。官僚制度形成，它是和传统贵族世官制相对而言的新的政治制度，是指根据个人的能力、学识、才干提拔、任免、使用官吏的制度，宗族血缘关系不再作为官吏升迁进退的依据。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
依照国家法令或国君的旨意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通过官僚进行。封建官僚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新型官僚制度与之前相比有何变化，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二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统一后，匈奴盘踞“河南地”，直接威胁秦都关中地区。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都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而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郡县制在当时所具有的制度优势。
材料一 汉初沿用秦“半两”钱，货币面文为“半两”（12铢），但实际重量往往只有8铢、4铢，甚至更轻。贵族、豪商大量盗铸货币，以牟取暴利。汉武帝初年，曾经改铸三铢钱。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铸五铢钱，恢复秦始皇时代货币“重如其文”的制度。汉武帝除了以严酷的刑法禁止私铸货币之外，并下令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利，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因为禁令十分严格，新币铸造质量又相当高，盗铸无利可图，于是币制得到较长期的稳定。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实行货币官铸的主要影响。
材料二 1933到1934年，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引起中国白银不断外流。加上币制的混乱，中国屡现金融恐慌。……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币制改革”方案，规定: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很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税收和公私款项均用法币支付;白银收归国有，作为外汇准备金，以稳定法币对外汇价。
——摘编自吴申元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1935年币制改革后中国货币流通领域的突出变化，并说明它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