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公元8—253年的200余年间，有记载的大疫就达18次。如《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诏民疾病者，舍空邸等二，为置医药”；“大荒之后，必有大疫”、“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居延汉简》中有军医、医方、诊案、疾病的记载，有军用药函、药盛橐以及驻军疾病负伤统计簿、医护人员记勤簿。《汉书》记载了当时救护用的专门车辆；《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了最早的野战医院。这一时期，一些本来散在的疾病出现了爆发流行，还有一些传染病从国外流入国内，而医学必须在新的现实面前，去寻索预防和治疗的方法。武威汉简《治百病方》涉及临床各科，华佗的外科麻醉术等，尤其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成为这一时期临床医学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
——王琳等《论秦汉时期中医学的发展特点》
材料二 从1998年到2010年，用了12年时间，我国医保制度覆盖13亿以上居民，覆盖率达到95%以上，基本形成了社会化的“全民医保”体系。2016年11月17日，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标志着中国全民医保改革发展的成就举世公认。
——孙淑云《改革开放40年：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代医药卫生事业取得的成就，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述成就取得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的“全民医保”体系的内容，并分析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歙县志》记载：“（明中后期的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即使）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微州地处江南区域，既有丰富的土产，又能依靠运河沿线一带的苏、浙等商业重镇，对外贸易的货物供给自不必说。至于如何躲避重重官禁将货物运达输送，则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购销网络。研究表明，徽商的购销网络是海上和陆上贸易的双向性销售，由海商、行商和坐贾或手工作坊三者构成。其中，行商既是负责将国内货物送达海商的媒介，也是将海商从海外收购到的商品运送回坐贾或手工作坊的中间人，而坐贾或手工作坊则是“源头活水”，他们或是深入农产品之地收购或是从事深加工，成为一级货源。
——摘编自张晗《论明代徽州海商的形成及作用》等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洋行（特别是英国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运进汉口等商埠。汉口十一个大华商定期在上海通过其代理人购买进口的布和纱，然后把货物转售给汉口的零售商和从湖南及河南前来汉口购货的商人。1896—1897年兰开夏访华代表团报告说：“在整个长江流域目前还没有一个西方商人从事棉制品的进口（对华输出）贸易，除上海外，英国资本已经从汉口等口岸撤出，并且一直没有向重庆等新口岸投资。”有些专利商品或体现先进技术的商品，从20世纪开始时便建立了由西方人监督的中国代理商销售网。直至清末，进口货物的大部分销售业务仍操在中国人手中。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明朝中后期和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徽州海商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进口货物的大部分销售业务仍操在中国人手中”的原因。
材料一 宋朝继承汉唐以来由政府统一管理粮食征调、储备的办法，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仓储系统。宋代仓储多建于城市及近畿，乡村受惠有限。北宋初期，开封建有多座全国性、规模大的粮仓，受纳四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漕粮。为了将东南漕粮输送至京师，北宋在江淮漕运中实行转般法，于真、扬、楚、泗诸州设置了七所转般仓。常平仓“遇贵量减市价菜，遇贱量增市价籴”，平准粮价，调节粮食市场；广惠仓侧重于常规性济贫，是为配合政府福利机构而专门设立的恤贫仓储。从宋代仓记等文献记载来看，社仓等地方性备荒仓，在创办与管理上，既有地方政府参与，也有士人、富民、僧人等参与。这些基本奠定了元、明、清备荒仓储制度发展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杨芳《“国家大本，足食为先”：宋代仓储制度的发展与创新》
材料二 武汉的仓储承继国民政府，多年来仓制混乱，加之层层盘剥之下举步维艰，储藏问题频发，周转赈济等功效更是名存实亡。1953～1957年正值一五计划，恰逢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三大改造实行，武汉粮仓建设如火如荼。根据全国储运工作会议及《国家粮食仓库管理暂行办法》等指示，武汉粮食管理部门陆续开展粮食进出库、粮库普查、管理工作等，并结合武汉区位优势特点，提出了“查仓清资，摸清家底，加强计划运输，保证完成运输任务，提高科学技术，确保粮食安全，完成节约任务”的工作方针，并于1957年进一步提出“重防于治，治早、治好、治了”的工作重点。武汉粮仓在发展中展现出功能的扩充，如社会保障与救灾，丰年广积粮，灾年调存粮救济，发挥了仓储“储蓄池”的作用。
——摘编自张子涵《1949～1966年武汉粮食仓储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仓储制度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影响宋代仓储制度发展的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代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仓储制度的优势，并谈谈你对中国粮食仓储制度的认识。
材料 元代司农司的设立
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下旨“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司农司成为元政府最高农业管理机构，其职责涉及农业、养蚕及水利灌溉等各种事务，有些材料记载司农司还负责掌管“随路断没财产、人口、孳畜、屯田、供储”等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
司农司成立之后，即发布《劝农立社事理条画》，该《条画》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是劝农使和各处监管农事的官员的工作手册。《条画》还有“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任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之类的内容规定。司农司还奉命搜求古今农书，删繁摘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延佑五年（1318年）又刊印《栽桑浅说》千份。
—摘编自汪兴和《元代劝农机构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设立司农司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劝农立社事理条画》。
材料一 汤（商王）名天乙。见于《世本》及《荀子·成相》篇。而《史记》仍之。卜辞有大乙，无天乙，罗参事谓天乙为大乙之讹。观于大戊。卜辞亦作天戊。卜辞之大邑商，《周书·多士》作天邑商。盖天、大二字形近，故互讹也。且商初叶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却大戊。皆冠以大字，则汤自当称大乙。
——摘自王国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材料二 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最初排序是《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奉皇帝的旨意，将“老子、庄子”一篇升为列传之首。放在伯夷之前。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唐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三年敕升於《史记》列传之首，处伯夷上，于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为。”
——摘编自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
材料三 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
——摘自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1)根据材料一，简析王国维认为商汤当称“大乙”而非“天乙”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唐朝修改《史记》中列传择序的目的。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研究《史记》的特点，并概述影响学者研究《史记》的因素。
材料 有学者研究发现，唐代温暖期时，北方农业区向周边扩展，水稻广泛分布，甚至连关中、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都大面积种植。到两宋寒冷期，北方农业区出现南移现象，水稻种植范围明显缩小。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城志》记载，山西境内的湖泊在北朝时有16个，唐代时有7个，到宋代只剩下3个。河北的情形类似，北朝时有湖、渊、泽、池不下十余处，到唐代时湖泊还不少，宋金之后，这些湖泊多数都湮灭了。唐、五代343年间，河北有41年遭水灾，13年遭旱灾。宋、辽、金319年间，河北有43年遭水灾，35年遭旱灾。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和华北平原是北方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也成为森林最早破坏的地区。
——摘编自尹伯成《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冷对宋以后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并加以说明。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的差异。(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 《宋史·舆服志》载；宋初“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真宗时，对于朝中服饰，“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竞相仿效。哲宗至徽宗时，张耒在《柯山集拾遗·衣冠篇》中指出，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区别。南宋人梁克家在《淳熙三山志》中记载：以前闽地风俗是“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超越等次）”；三十年来却“渐失等威”。对此，朱熹讲“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摘编自郭学信《试论宋代世风的时代特征》
(1)根据材料，概括宋人服饰体现的价值取向。(2)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对材料中某一价值取向进行阐释。
材料一 西周时期，君王与众卿共议国事的朝议制不仅是讨论朝廷大政的机制，还会邀请国人议政，这些皆由（原始社会）氏族会议制沿袭而来。其中，西周的“国”又称邑，指国都、城邑。王室、上层贵族居于国中，下层贵族（士）居于国郊的“乡”里，国、乡之民合称“国人”，他们是军队的主要兵源，与贵族保持一定血缘关系，其主体是士。《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有大疑”，除问于卜筮外，还须询及卿、士、庶人的意见。西周还设小司寇一职，以征询民众意见，所涉皆大政（国危、迁都、立君）。《诗经》认为国人的正论可以阻止权贵的不良行为，“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与国人议政相配合，周制还倡导君主自我批评，如武王反复检讨已过，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据《左传》可知，直到春秋时，国人参与的国事还有：（1）出君、杀君，（2）公族内乱，（3）人心向背，（4）国人安定。
——摘编自冯天瑜《周制的原始民主遗存考析》
材料二 雅典民主制鼎盛时期，城邦的一切公职（除十将军委员会），对每个公民开放，包括执政官及其他所有官职都由抽签选举，任何公民都可当选。这对当时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妇女、外邦人和奴隶是没有公民权的。即使有公民权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忙于生计，也无法保证按时履行其公民义务，实际上绝大部分政治领袖都出自贵族阶层。恩格斯指出，雅典是最典型的国家产生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尽管我们不能说雅典民主制度就是原始民主的简单重复和直接翻版，但原始民主对雅典城邦建立后的政治形态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摘编自李婷婷、丁文《雅典民主制的产生与背景》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时期原始民主遗存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雅典民主制和原始民主制的主要区别，并说明其成因。
材料一：
| 时期 | 概况 |
| 秦朝 | 人口管理实行申报审核制，即由户主或本人主动向官府如实申报，官府核实，之后登记载册。 |
| 汉朝 | 每年8月份全国各地都要进行“案户比民”。 |
| 隋唐 | 隋文帝下令在全国“大索貌阅”，派遣官吏根据户籍簿册上登记的情况与本人实际体貌核对。唐基本沿用隋制。 |
| 宋朝 | 在全国重新统计人口创造了“户牌制”，即打破原先的坊巷界限，改为以街道为基础做人户登录。 |
| 明清 | 使用黄册作为正式户籍，编制程序严格，内容详尽。清初延用黄册，人丁编审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保甲制度取而代之。 |
——摘编自王威海《中国古代户籍制度》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了新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1954年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性质和组织结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消了城市人民公社、街道革委会和革命居民委员会，恢复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城市基层民主治理被提升到党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
——摘编自陈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基层治理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