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国家管理土司事务的机构主要有吏部、兵部、礼部等，地方设置的相关机构，既有布政使司，又有都指挥使司、羁縻卫所。一般情况下，布政使司管理设置在民族聚居地区的土府、土州和土县等土官机构；都指挥使司和羁縻卫所管理设置在靠近内地的土府、土州和土县等土官机构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慰司、宣抚司等土司机构。清朝前期，中央设置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理藩院。在地方，雍正三年（1725年），中央在西宁设置了“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一职，进而全面强化对青海地区四十家土司的控制。
——摘编自李良品、谈建成《“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材料二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是王爷、土司、上层僧侣等，他们因占有大量土地而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邓小平认为“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他主张先在民族杂居区进行土改，后在边境进行土改。最后，西南通过土地改革，政治权力深入少数民族乡村的各个角落。“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2000万余人，占人口28%，人民武装已发展到224万余人，占人口3%。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会政权。”
——摘编自伍小涛《邓小平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政工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西南民族政策的变化并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说明新中国西南民族政策的新发展，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大历十四年（779年）年末，杨炎上奏德宗皇帝，请求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并取消各种杂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初一、德宗正式下诏，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是地税和户税合二为一的一种税收制度，除此原来的租、庸及杂徭等全部免掉，纳税项目比以前减少，纳税时间明确集中，夏季税收的纳税期限最迟在六月底以前，秋季税收的纳税期限最迟在十一月底以前，便于农民缴纳和政府征收管理。“两税法”以贫富为差，殷富者多交，贫穷者少交，贫富的划分标准主要看资产的多寡，开辟了主体税种资产化的先河。后世的税制改革，基本上沿着“两税法”改革的方向进行。
——摘编自郭祥《古代重大财税改革与营改增的共性》
材料二 按照清初制度，民间男子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称“丁”，而女子和未成年的男子统称为“口”，丁与口都记录在“户”上。清初制度要求成丁为国家服徭役，徭役可折算成白银，以代役银的形式缴纳给国家，这就是丁银。而丁银征收在后期成为压在贫苦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大批农民无法忍受丁银不均的负担，被迫选择反抗或逃亡。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永不加赋”政策，固定了丁银赋税总额，并为后期推行“摊丁入亩”制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康熙年间，手工业逐渐由家庭作坊发展为独立的工场，城镇商业日渐繁荣，吸引着大批农民弃农从工。清政府难以控制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赋税征收出现困难。雍正时，“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两”，倒逼清政府改革赋税制度。康熙末年已在广东、四川、直隶等地试行的“摊丁入亩”政策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王郁琛《“摊丁入亩”制度的历史透视与现实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税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分析“摊丁入亩”政策实施的历史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趋势。
材料 20世纪以来，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涵盖了诸多层面。第一、先秦的内外服制、分封制、礼制、世卿制以及郡县乡里制、军功爵制、官僚制等。第二、在此前偏重上层统治结构、皇帝官僚制度、律令制度等问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第三、古代官吏选任、考课、监察等制度的演变历程。
学者认为，汉唐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中一些经典著作的出现为“政务运行”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汉唐时期，随着官僚制和皇权体制的建立与巩固，国家权力的运作具有了一整套可依赖的行政运作的规章与流程，皇帝制敕的起草颁布、三省的运作、部司与寺监及州县之间的政务关系等都支持着汉唐社会的发展繁荣。
——摘编自卜宪群《不断深化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史索《2020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等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唐在古代政治“政务运行”方面的贡献。
材料一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临阅河工。二月，康熙帝抵达浙江绍兴，祭大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三月，康熙帝至南京谒明孝陵。命八旗科举先试骑射。四月，康熙帝制《孔子赞序》及颜、鲁、思、孟四赞，颁于学宫。五月，颁行《孝经衍义》。七月，派索额图与俄国使臣会谈于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摘编自《大清十二帝》
材料二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下（1661-1715年），法国波旁王朝进入全盛时期。他主张“朕即国家”，坚信自己是神圣的绝对君主。在其统治下，法国政府体系高度集中专制，这种统治模式为法国带来了相对稳定；他鼓励工商业发展，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这些举措为法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绝对君主制导致了政府腐败和官僚主义增加，削弱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和个人自由发展，导致社会创新能力盼下降。
——摘编自《路易十四时代下的法国波旁王朝》
材料三1722年，彼得大帝建立《爵位表》（职级表或官秩表）的晋升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官职等级分为十四级，量才录用、晋升军政官员，只要晋升到前八级，无论出身多低，都可受封为贵族。这一制度强调个人才华和能力，而非家族血统。它不仅是一个晋升途径，更是对社会阶层体系的一种挑战，限制了旧贵族的政治影响。
——摘编自《彼得大帝：俄罗斯历史的不朽巨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熙帝的执政理念。(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与康熙帝比较，路易十四执政的异同。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彼得一世建立官职晋升制度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国际金融领域，仍然维持着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塑造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同时，也强烈冲击了金本位制度。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是毁灭性打击，也再次动摇了20世纪20年代短暂重建的金本位制度。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的英镑霸权最终逐渐转向英镑、美元、法郎三大货币集团并立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调整了大国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美国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由此孕育了新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的。
——摘编自谷梦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与实践——以怀特计划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二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进一步认识到了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各国开始积极寻求新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考虑选择人民币作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可能性。于是，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区域合作的双重推动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摘编自周敏《论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世界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及其反映的实质。(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提出一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建议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进入18世纪，英王威廉三世经常与少数几个重要的大臣聚会于密室，商讨国事，内阁已具雏形。乔治一世当政时，厌恶议会中无休止的争吵，渐渐失去参加枢密院会议的兴趣，并从1718年起不再出席内阁会议而指定财政大臣代其主持。1712年担任首席财政大臣的沃波尔以卓越的才干操纵下院，控制内阁，独揽行政大权。内阁会议自此有了自己的首脑——首相，摆脱了国王的控制。与此同时，辉格党在国王的支持下，长期掌控议会。而久居台下的托利党经过逐步的分化与重组，发展为政府的“反对派”。议会与政党的接轨，进一步完善了英国的民主政治体制。
——摘编自岳爱成《英国近代议会制的困境和政治上的倒退逆流》
材料二 复辟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不仅拒绝召开议会，还于1830年7月26日发布多项敕令，以君主专制的强硬政策对抗日益增长的社会要求。资产阶级代表梯也尔随之起草了一份“抗议书”，认为“政府违反了法制，我们可以不服从”“政府现在丧失了合法性”“我们反抗它”。7月29日，成千上万的工人、退伍军官、小商人等在巴黎自发地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自由万岁！”“打倒波旁王朝！”的口号响彻巴黎上空。8月2日查理十世被迫退位后，波旁王朝在法国的200余年的统治至此被永远地画上了句号。
——摘编自吕一民《大国通史：法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初期英国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完善的表现及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国波旁王朝“至此被永远地画上了句号”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英法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西周的建立及其分封制下的政权建构模式，将被征服的方国和族群在政治上卷入周政与周制的管理体系中。原先以血缘为族群壁垒的状态被打破。在统一的王权政治下，各非周族群都以政治上的从周感超过了之前狭隘的“我族”心理与认知。或者说，周所建立的“单血缘支配的社会”超越了每一个族群中血缘组织的力量，以分封制的形式贯彻了王权至高无上的理念。正是在这种统一政治认同下，每一个血缘邦族的“小我”力量弱化，一个政治体推动的“华夏”建立起来。
材料二 秦立国时辟在西戎，长期与异族群相处。至战国时，除了以一套郡县制的行政建制履行政治集权统治和对异族群的管理之外，还有一套在非华夏族群地区施行的行政建制，如“属邦”“臣邦”“外臣邦”“道”。“道”是秦政权直接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域。它既体现了政治一体化在边域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族群在政治制度的推动下逐渐“内附”，并有一部分族群逐渐趋于华夏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乔传宁《周秦时代政治变革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推行分封制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战国时期秦国地方管理体制的特点及成因。
材料一 汤（商王）名天乙。见于《世本》及《荀子·成相》篇。而《史记》仍之。卜辞有大乙，无天乙，罗参事谓天乙为大乙之讹。观于大戊。卜辞亦作天戊。卜辞之大邑商，《周书·多士》作天邑商。盖天、大二字形近，故互讹也。且商初叶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却大戊。皆冠以大字，则汤自当称大乙。
——摘自王国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材料二 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最初排序是《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奉皇帝的旨意，将“老子、庄子”一篇升为列传之首。放在伯夷之前。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唐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三年敕升於《史记》列传之首，处伯夷上，于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为。”
——摘编自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
材料三 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
——摘自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1)根据材料一，简析王国维认为商汤当称“大乙”而非“天乙”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唐朝修改《史记》中列传择序的目的。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研究《史记》的特点，并概述影响学者研究《史记》的因素。
材料一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顺治十二年（1655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6.6%，都远远超过了两千年封建时期中国人口1%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 明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总量与质量上相较之前的朝代都有较大的提升，市民阶层壮大与资本主义萌芽，促进了人口的增殖。 明清时期政府实行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鼓励人口繁衍。特别是康熙晚年实行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 同时，清代疆域扩大，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被纳入人口统计与户口编审的范围，人口统计范围的扩大使人口数量得到极大的增加。
材料二 明代人口达到2亿之时，全国不少地区的土地已经开发殆尽。 而清代在此基础上人口与粮食总产量增加一倍以上，主要的增产途径就是增加耕地的面积，进入山地、丘陵地区开垦拓荒，加上外来耐旱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使土地资源得到了全域性的开发，如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晚清汪士铎面对中国四亿人口曾哀叹：“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州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清中叶后民变起伏。超量的人口导致农业人均收入递减；对边疆土地的开发导致汉族人口大量涌入原少数民族地区，并与之争夺生存空间，激化了民族矛盾；因人口增长压力导致的人群流移成为清代中叶后社会的常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蔡欣《探究明至清中叶人口增长的特点、原因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至清中叶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至清中叶人口迅速增长的影响。
材料一 成化、弘治年间，徽州“民鲜力田，而多货殖”，如：“许琏，歙县人，弘治、嘉靖年间客游淮扬徐泗之间”“黄崇德，歙县人，成化、嘉靖年间挟赀齐东……三晋关中人，推公为纲”“黄义刚，休宁人……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徽商多从事盐、典、木、茶四大行业，及墨、漆、油、纸等手工业品。成化五年（1469）“折色法”的推行，使商人不用再大费周折去边关输粮，只需要用银买盐，极大地削弱了陕、晋商人的优势，徽商很快成为两淮地区的第一大商帮。徽商发迹后，除以重资结纳地方、中央官员，以获得庇护外，还广置田宅，认为“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并通过“捐纳”的方式攫取官位，以跻身士绅行列。此外，徽商多为弃学从商，推崇“见利思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经商之余也积极延师课子，在徽州兴办或者是修建书院，以至明清“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
——摘编自谢永平《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与此同时，全世界融为一体的市场格局日渐形成。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环境，徽商没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内外因素的多重影响下，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摘编自刘灿华《近代徽商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徽商的特点。(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徽商衰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