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将“诚”和“信”联在一起教化人，严律于己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契约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和思想基础之上、靠诚信来维系的各种人际之间约定的关系。由秦汉到魏晋，租佃券约只写明租佃双方姓名、年月、亩数，租额、租期：魏晋已后，至唐五代，券契文字愈益丰富，从固定租额的明确，交租时间和质量的保证，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违约受罚的规定，保人对契约内容的担保等，都具体写进了契文，使得租佃契约完善化。宋元以至明清，租佃契又逐渐趋于简约化，没有了交租质量的保证，也省去了违约受罚的各种规定，许多保证人的签押被一名“保人”或“中见人”所代替，或者干脆省去，使得租佃契约走向一种新的简约化模式。
——摘编自也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材料二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等内容。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北魏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实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成书于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摘编自阿风《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材料一 以茶易马，从唐宋朝代起，即被认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夷”手段。明王朝对此则格外重视，据《明史·食货志》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毕振姬在《西北之文》一书中也指出，明“洪武于洮河、河州、西宁各设茶马司，内贮官茶……酌为一代之制……”西番史三百年不侵不叛，皆由于此。
——摘编自林永匡《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
材料二 入清以后，蒙古、新疆等地尽入版图，前朝的边茶政策已不合时宜。于是清政府改弦更张，以边政和财政为着力点。一般情况下，清政府并不限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茶叶供应，但当边区发生反抗或叛乱时，边茶禁运又会成为清政府治边的选项。对于内地与边疆地区以茶叶为主的贸易，清政府更多的：是进行规范和鼓励，如乾隆二十四年，清军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后广泛开展屯田活动，为解决屯田军民的日常生活用品问题，清政府积极发展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内地茶商从张家口、归化城将茶叶贩至新疆古城，分销于天山南北地区，然后从古城“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以川藏茶叶边销为例，“岁约征银十数万两”，清政府将所征茶税用于支付它赏达赖喇嘛银两，修缮寺庙经费以及泰宁协军饷，等等。
——摘编自何强《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边茶贸易的异同，并分析清代边茶贸易政策调整的背景。(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边茶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14世纪时，契约租地农的出现标志着英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15世纪末，圈地运动蓬勃兴起，引起了英国历史上的“农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贵族阶级一分为二：旧贵族固守封建传统，收入锐减，每况愈下；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贵族则蒸蒸日上，他们与工场主、商人等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志趣相投，在政治上结成联盟，一致反对封建王党。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推动了圈地运动的加速进行。圈地运动迫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游民，有的被迫在农场做日工，大部分背井离乡，流入城市，成为自由劳动者。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变成了原料产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摘编自齐涛《世界通史教程》
材料二 法国的大多数农民在18世纪末的大革命中，都获得了一小块土地，以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汪洋大海般的小农阶级。按理说，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它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两极分化，导致地产日益集中，但是，由于十分猖獗的高利贷资本作祟，法国小农的分化极为缓慢。小农经济把大批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影响了工业劳动力的供应，并且造成农业生产落后和农民的贫困，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摘编自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引起了哪些重大社会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法国大革命在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与英国相比突出的不同点，并概述其历史影响。
材料 文艺复兴时期不少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贬低和蔑视女性的观点。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有精神勇气及发展潜能，同样需要人类文化精华的陶冶。这一思潮推动了妇女教育状况的改善。这一时期女子教育除教授宗教教义、历史、地理、音乐、绘画、舞蹈、伦理道德之外，还强调所有班级的女孩都要接受家务和女工培训。
17至18世纪“全民教育”的呼声在德国响起。由于启蒙运动中的教育改革思想的推动，大量杰出的新女子学校建立起来。这一时期的女子学院以家政艺术为基础，教授女孩们有用的艺术和科学，但主要是为了让她们学会持家及信仰上帝。除了掌握适当的家务管理知识之外，还要学会讲清晰而优美的德语，懂得绘画艺术、音乐、演讲、伦理学、历史，以及算术、测量和天文等。“妇女图书馆”体现了资产阶级妇女教育观，其目标是培养资产阶级妇女全面而通晓事理的素养，并为妇女参与社会交流活动拓展道路。
女子教育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女权主义者也强调男女教育权利的平等。
工业化时期德国的女子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文化教育到职业教育，都得到全方位的发展。经过较长的发展历程，德国初等教育的普及逐渐实现，逐渐形成了范围广泛的公立学校系统，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以及课程设置都有明显的改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批女性走上工作岗位，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女子职业教育也大力发展起来。
——摘编自张颖《工业化时期德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1)根据材料，分析近代德国女子教育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德国女子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的实力和水平，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许多商人在“士”这个传承儒家文化政府后备官僚的阶层面前，不再自惭形秽，而是开始平等的对话。“良贾何负闳儒”的观点显示出这一时期商人的自尊和自信。然而从“儒商”、“士商”、“绅商”在明清时期的出现以及当时商人的价值取向来看，明清时期的商人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治生获利，而是有着比较强烈的道德要求和精神向往。
——王燕玲《儒家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官商关系》
材料二 在新的时代里，财富被认为是虔诚的象征。即便是富人也仍需要努力工作，拥有财富并且不随意挥霍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清教徒们既反对贵族浮华奢侈的生活，也厌恶暴发户挥金如土，但是对中产阶级的节制有度和自力更生给予了极高的伦理评价。所以，资本家们坚信自己像中产阶级一样自律而勤奋地工作，没有污点地合理使用财富，就会受到上帝的恩宠。这样的道德准则下，自然也收获了极大一批追求上帝恩宠而勤奋工作的劳动力。
——来庆滢《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解读》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士”“商”的关系并分析其背景。(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的道德标准”的内涵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从18世纪80年代到以后的三代人里，一场史无前例的、意义深远的革命在整个英格兰展开。“从那时起，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的确，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的伊始。工业革命首先使英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为其资本主义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使之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殖民帝国和世界金融中心。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拉开了整个世界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现代化”帷幕，并向整个世界展示了“现代化”的一种初级发展模式。
——杨杰《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革命对环境的影响》
材料二 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迁是这一时期的英国出现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业革命之前，虽然英国工人的生活和思想“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但是，“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过着道德的生活”。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已被消灭得最彻底”，在传统道德失去效用的时候，新的道德规范并未确立，而且不同的道德规范同时并存，甚至相互冲突。工业革命造就的两大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在道德规范上无所适从，缺少了道德规范的制约，就会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
——姜德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道德问题——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说如何理解材料一中的“从那时起，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道德问题的原因，以及这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启示。
材料一 《宋史·范祖禹传》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陆游也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桑蚕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而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相当普遍，两湖成了中国的谷仓。江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粮食，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
——摘编自白寿彝、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二 “湖广熟，天下足”出现的时间吸引了日韩两国诸多学者来考证。
| 国别 | 学者 | 研究成果 |
| 日本 | 加藤繁 | 发现明末刊本——《地图综要》提到“楚固泽阅，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他据此推断“湖广熟，天下足”形成于明末。 |
| 日本 | 重田德 | 在《清初湖南米市场的考察》中指出：其一、湘潭是湖南内部米谷最大的集散地；其二、汉口是湖广、四川米谷最大的交易市场。据康熙四十八年的奏疏说：“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居多。” |
| 韩国 | 吴金城 | 着眼于15世纪中期洞庭湖周边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认为该地域的稻作地带上升为中国粮仓的地位，是15世纪中期渐次形成的。他还发现了正统、成化、嘉靖等年间湖广米谷大量输出的记录。据奏疏载：“外省巨商，鳞集辐辏，搬运不绝，以致本省（湖广）米价腾涌。” |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日韩学者关于“湖广熟，天下足”出现时间的研究进行评价。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政权机构完善，在哈里发以下设各部大臣，辅佐哈里发分掌行政、财政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其中以掌管财政、税务的部门最为重要。地方行政方面，全国分为9省(后来改为5省),行省总督称艾米尔，由哈里发任命，掌全省军政大权，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有税务官掌全省的税收，直接对哈里发负责。行省的宗教首领由总督或地方法官兼任。大法官通常从宗教学者中选拔，除办理案件外，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及孤寡的财产等工作。
——摘编自赵永伦《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初探》
材料二 (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在中亚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实行顺之则抚逆之则灭的政策。布哈拉女王哈吐思就是阿拉伯人武力扶持的一个政治傀儡。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每征服一地，就以原有的城市作为统治据点，然后以部落为单位将阿拉伯人分别安置在各个城区内，这些阿拉伯人既占有土地，还可领取丰厚的年金。屈底波征服中亚地区以后，以武力为后盾，命令河中地区居民让出一半房屋给迁入中亚的阿拉伯人定居。他把布哈拉城划分为阿拉伯区和布哈拉居民区。阿拉伯人极力维护中亚地主贵族德赫干的利益，拉拢这些地主贵族为阿拉伯人服务。阿拔斯王朝为了巩固在中亚的统治，又鉴于中亚当地贵族是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同盟者，决定让这些贵族参政。从曼苏尔到哈伦·拉斯德时期，河中各地区基本上由当地封建贵族，主要是出身于中亚古老文化中心巴里黑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出任宰相(瓦齐)进行管理、
——摘编自[英]穆尔《阿拉伯帝国》
(1)根据材料一分析阿拉伯帝国的国家机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述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统治措施。
材料一：农业是历代私有制国家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治国之要”。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就颁布法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多，复其身”。唐宋以后，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矛盾日趋加剧，封建国家日益重视荒地的开垦，例如，洪武二十八年，明政府下令：山东、河南农民“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康熙十二年规定：“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除上述目的外，历史上还有因“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而减免赋税的情况。
——摘编自刘德成《中国古代减免赋税析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开始建立税收制度，不过主要由富有阶层承担，一般民众的税负很轻。土地税征收中“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营业税按照商业资本大小及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资本在百元以下的群众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出售剩余产品的都实行免税政策。关税一般是轻税或者免征，一切货物在边境纳税之后通行全苏区不重复征税。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依靠税收，而是采取“取之于己”的方针：一是红军公田收入；二是来自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手工业收入；三是发展经济，开展生产建设。
——摘编自赵云琪《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轻税于民”的税收政策》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政府减免赋税的共同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共产党税收制度的特征，并简要评价中国古代政府与近代中共减免赋税的做法。
材料一 官利制度作为一种利润分配方式，在中国近代如“合伙”“合股”等经济组织中长期普遍存在。“官利”又称“官息”，与“余利”“红利”对应称呼。官利制度的存在，是近代中国资本较为缺乏，高利贷盛行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社会的资金流向是土地、高利贷、旧式商业和房地产业。金融机构和民间的放款利率都很高，而且这种高利贷现象并非存在一时一地，而是近代中国较为普遍的现象。
——摘编自朱荫贵《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
材料二 轮船招商局在其发行的股票上明确刊载“当经本局议定，招集股银壹百万两，分作千股，每股银壹千两，先收银五百两，每年壹分生息”的字样。
——摘编自中国交通会计学会《招商局会计史》
1929年国民政府《公司法》第173条规定：开始营业前分派股息于股东，股息一律不得超过周年五厘。
——摘编自国民政府《公司法》《公司法施行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近代中国企业实行官利制度的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官利制度的发展特点，并说明其对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