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朝驿道不仅遍布中原地区，而且横贯欧亚，旁及中、西亚的察合台、伊利汗国。一度断绝的中西传统商道及中原北方民族贸易之路借此得以恢复。沿着商道东行的外国商人，来自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俄国、威尼斯、热那亚、西亚、中亚等地。从欧洲到中国路途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险恶，他们能携带大批金银珠宝、药物、毛料等商品来到中国，得益于驿道。驿站的直接或间接帮助，使欧亚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马可波罗行记》《通商指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等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做了大量记录和描述。
——摘编自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三卷）
材料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朝与唐朝相比在边疆治理方面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16世纪中期，英国人口为280万，到1600年，全国人口则增加到400万。其中，城市人口的增幅更加显著。1550年以来，全球气候下降显著，小冰期取暖曾消耗了伦敦2/3的能源供给量。沿海和海外贸易的扩大促进了英国造船业的发展，而在生铁量产之前的英国主要利用木料来建造船只，其中皇家海军的军舰对于造船木料用料考究、用量巨大，这无疑也加剧了英国的木柴短缺和能源危机。
材料二 17世纪，国王詹姆斯一世开始允许曾经备受英国皇室和贵族讨厌的“海煤”进入皇家圣地威斯敏斯特，并鼓励富人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和使用煤炭。到18世纪上半叶，玻璃制造、肥皂制造、石灰烧制、酿酒、制糖、印染、制砖、铸造和冶铁等行业都开始使用煤炭作为生产燃料。1700年时，英国煤炭产量为同时期法国煤炭产量的30倍，煤炭已经取代柴薪成为主要能源。19世纪的100年间，英国人口只增长了3倍，但煤炭消费量则增加了18倍。企业主借助煤气灯延长了工人夜间劳动的时间，发明了三班倒的工作模式，英国人还通过管道将煤气输送到城市的大街小巷，点亮了夜间的街道，英国人的夜生活由此变得丰富。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潘荣成《近代早期英国能源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三 到1885年，美国洛克菲勒的标准油公司已在美国国内建立了牢固的垄断统治，并把它的70%的产品远销到国外，它占有了英国煤油销售市场的三分之二。英国商人塞缪尔于1896年成立了石油公司，为了避免被标准石油公司吞并，与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合并成立了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同时，在英国的殖民地缅甸也发现了石油，苏格兰商人组成了伯马石油公司开采，但是缅甸的石油产量还不到世界总量的1%。当时石油的主要用途是炼制成煤油作为照明的燃料，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还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发展起来。
——摘编自江文娟《略论英国石油工业的早期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7世纪英国“木柴短缺和能源危机”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17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英国能源转型的具体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概括19世纪后期英国石油能源生产和使用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特征，并分析这一特征对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多数哲学家承认科学的原因。
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追逐商业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因此，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拒绝采取援华制日政策，在“中立”旗号下仍然与日本大做生意。1938年10月， 日本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公开抛弃了以前所承诺的 “门户开放”原则，美国如继续对日采取绥靖政策，不设法遏制日本，会使西方在亚洲的权益丧失殆尽。权衡利弊， 美国决定给蒋介石政权以支持，从而遏制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远东战略的基点是“不遗余力地防止同日本的战争爆发”。1941 年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此，战胜日本法西斯成为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不仅需要中国成为它的军事盟友，而且需要中国成为它的一个战时和战后的“忠实的政治盟友”。
——摘编自张瑞静《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把新中国看作是巨大的威胁，1950年2月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公开敌对。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希望破灭。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的立场。在外交上，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动员西方盟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在经济上，1950年6月8日，美国决定在贸易限制方面把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等同起来。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形成。1969年入主白宫以后，尼克松一再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并为此做了不少实际的努力。对此，中国方面也作出相应的积极反应。双方同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高级会谈。这样便有了1971年7月9-11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2月21-28日的尼克松访华。 经过反复磋商， 两国最终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
——摘编自刘凤瑞《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中美关系变化的因素。
材料一 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合股经营迅速发展。微州商人、山西商人，都有合股经营的传统。“近亲者乃至同乡问的合伙，即合股”的经营方式为当时所盛行。清代山西商人采用合股经营的现象更为普遍。据记载，山西介休富民吴龙图等十六人各出股银数万两，交侯生芸领本贸易，“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一家字号可以由多家股东共同投资，而很多股东联合成为实力雄厚的集团资本，也可以同时经营多家字号。在合股形式下，投资者(股东)并不直接插手具体业务，字号的管理工作皆另委专人负责。股东的职业状况比较复杂，他们投入的资金属于商业资本的性质。字号店商人通过掌握加工环节进入了生产领域，但仅仅发生在少数地区的个别行业中。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6世纪，富有的欧洲银行家们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利润。这些早期的合股公司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放的工具。合股公司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富有责任心和经验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的业务。这种方式吸引了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从而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投入海外事业。东方商人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世界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等控制。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工商业合股经营迅速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近代早期欧洲合股公司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中国合股经营字号和近代早期欧洲合股公司在作用上的异同。
材料一 乾隆二年（1737年），中央政府拟定十条标准评选“优秀农民”；同时，每年秋季丰收后，各个州县必须查找属地中的农民作为“典型”汇报上级，而后全国范围内统一奖励“农业先进”……针对许多地方官员春天出借粮食后，“年底尚无仓收申送”这一现象，制定了严格规定，要求应该填补粮库的粮食必须在“本年十一月内买足”，否则，追究粮库官员及其上司的责任，“春间出粜，秋成买补，定限昭然”。另外，据相关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勒尔谨、王亶望一伙捐监冒赈、贪污粮款共侵吞上千万两银子的营私舞弊案全部暴露。案发后，勒尔谨被勒令自尽，王亶望被立即处斩。
——摘编自李晓巧《清朝政府如何维护粮食安全》
材料二 农业落后，是苏联当局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苏共二十六大（1981年）以来，苏联拟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新措施，主要是制定并实施食品纲要，统筹安排农工综合体内各个环节的发展；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放宽、扶植私人副业等。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苏联当局把主要力量放在扩军备战上，对阿富汗的侵略、对越南等国的“援助”每年要花费巨额开支。加上苏联一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等弊病，苏联要想实现粮食过关，“基本解决”粮食问题，绝非易事，更不是几年内可以办到的。
——摘编自《从粮食一路减产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生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乾隆时期维护粮食安全的主要措施，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苏联粮食问题出现的原因，并谈谈苏联粮食问题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19世纪中期，德意志住房改革运动拉开了序幕。在以公共卫生保健协会为首的卫生组织的参与下，人们渐渐增进了对于住房卫生观念的认知，新的住房设计得到了政府的推广。1890年以后，政府通过住房促进政策和住房检查制度等手段推动了住房的建设和改善，并通过颁布建筑法、建立法定住房基金和提供信贷资助服务等措施，促进了廉价的公共住房或社会住房的建设。但整个国家仍然缺乏统一的住房政策和法律来系统地处理住房问题，争取统一住房政策的住房立法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在社会各界与政府的努力下，住房的状况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曾经居无定所的借宿者越来越少，德意志住房改革运动或多或少惠及了后世。
——摘编自宋嘉宁《德意志帝国时期住房改革运动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德意志住房改革运动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德意志住房改革运动。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和法规，逐步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以“国家全保、企业负担”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分别实施国企职工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两套社保体系，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保障立法工作不断推进。1984年以后.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的办法在全国推行。后又将我国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中。1986年，作为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失业保险制度开始实施。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转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体制创新的阶段。
——摘编自赵康《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新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
材料一 “户籍”概念在法律文献中始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其文曰：“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或释田合籍，日本读简班又释田名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户籍”登记内容不仅包括户口、人名、年纪，而且还有复除、新户等项目。胡广《汉官解诂》所谓“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中央以上计检查。《二年律令·户律》有律文曰：“有移徙者，辄移户及年籍爵细徙所。”奴婢也登记于民户的户籍上。
——摘编自王彦辉《瓶颈与突围：战国秦汉户籍制度研究的新进展》
材料二 唐朝以前，政府实行主要依据门阀和等级禄位而占有土地的制度，具有很强的世袭性，人们很难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命运。两宋改变了这一制度，根据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划分为“坊郭户”（城市户口）与“乡村户”（农村户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乡居民户口分类。再根据有无田产及田产多少进行主户和客户的划分。其中，主户指有田产、直接向政府纳税的有产户；客户指没有田产、不直接向政府纳税而佃耕地主土地的佃客。这就放松了对百姓迁移住所、更换职业的限制。
——摘编自魏静、范英、康凯《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研究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进行户籍管理的措施。(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宋代户籍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上述变化的社会因素。
材料一 在国家系统和乡族势力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乡绅”阶层。国家利用察举、荐举、科举、捐纳等社会流动渠道，把地方上的精英分子和有钱有势之人吸收到政权体系之中，授予官职、功名和各种荣誉，允许他们享有优免特权和一定的司法豁免权，“乡绅”阶层逐渐产生。同时，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无法完成其名义上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由一个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来完成，而基层社会也期待着有这样一个阶层代表它与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打交道。因此，“乡绅”阶层得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
——摘编自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材料二 明清之际，时局动荡，大量士人回归乡土，试图通过“恢复乡间古礼与重建宗族借此延续文化血脉”，这种“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的意图和尝试”与清初帝王们的乡村社会重建计划不谋而合。清王朝重视发挥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在“天高皇帝远”的广大乡村，士绅阶层以维护和弘扬儒家思想信仰及价值观念为己任，并通过自己的言行给予广大民众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另外，士绅还积极参与到地方社会的各类公共事务，在乡村治安、司法、赋役、祭祀等领域士绅似乎从未缺席，因此国家有赖于士绅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而乡村则更希望士绅能够为乡村争取更多的利益。
——摘编自王洪兵《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1)根据材料一，分析传统社会“乡绅”阶层兴起并长期存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士绅乡村治理的特点及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