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至唐，思想界逐步形成“三家齐鸣”的局面。在三国两晋时期，战争不断，王位更替频繁，从北方来的游牧文明冲击了原有的农耕文化，“胡文化”一度盛行，儒学者的地位下降，儒士们纷纷南迁，儒学思想陷入危机。直到隋文帝的出现，他在统一北方之后，首先便恢复传统的伦理纲常，从思想层面改造了国家，同时也为随后而来的盛世奠定了思想基础。唐朝，儒学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唐晚期再次为动乱和宗教思想文化冲击，危机再次出现。

——摘编自何成轩《儒学南传史》

材料二   二程把“理”规定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宇宙本体之“理”，这是“形而上”者；一个是万物、万事之“理”。如程颢说：“天下万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需有一理。”这个“理”，就是“形而下”者。再一个是伦理道德之“理”。“人伦者，天理也。”

——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材料三   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叶横空而出，就像一个力量硕大的“劈山神”，一斧子下去，一直束缚人们心灵的封建僵化的伦理观念就开始动摇了。王阳明心学对待民众的核心是亲民。他不仅承认凡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提出人本来就是圣人，重视普通人、士人，甚至百姓。针对当时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的现状，具有王阳明思想的许多人敢于大胆进言，指责世道的不公。王阳明教导弟子，不去逃避现实，要“知行合一”，在事功之中去拯救国家、拯救百姓。阳明心学承继儒学入世之精神，激发人积极奋发的生命状态，激励人们修心、强心，堂堂正正做人。它不是自私的养生哲学，只“治一人一身”，不仅要讲修身明性，还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个性在心灵上与社会自觉统一。这对于现代社会树立文化自信、解放发展潜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学术方面，王阳明的思想更开一代新学风，跳出了几千年来的条条框框，是追求个性的体现，描写了最真实的现状。

——摘编自李克《心途：王阳明的传奇人生》

2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共产党之占领台湾，势将直接威胁太平洋之安全，并威胁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此，本人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之任何进攻。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1950年6月）

材料二正如我在过去三年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能有稳定与持久的和平的。正因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之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撇开门户。

——尼克松关于计划访问北京的谈话（1971年5月）

材料二20世纪80年代，以美苏关系的重大转折为契机，短短10年间世界格局的演变注入了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此次世界格局的转换不像以往那样发生在大规模战争之后，新体制的确立缺少硬性的仲裁力量。此外，由于多极化趋势的长期酝酿和发展，当旧格局最终被打败后，多种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性力量亦趁势蜂起，谋求在新格局中的位置和利益。

——摘编自王斯德《大学世界史》

（1）依据材料一，指出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列举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中美之间的“正常的关系”而采取的“主动行动”。

（3）根据材料三，概括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种格局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驿传（指邮驿）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材料二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

——南宋·魏了翁《应诏封事》

材料三   从整体上着，宋代交通重心先是东移，继而南移，并形成以京城为中心、连接边防重地的物资运输网络，以及偏重海上的对外交通形势，是国际政治格局与宋朝内部诸因素联动的结果。其中，受募兵制及军事驻防形势制约的财政需求，又导致征商（商税）规模的扩大，从而促进内外商业交通的发展，而这一需求，又正与欧亚国际局势，特别是十字军东征事件相因应，使宋朝出现空前的海上交通与贸易发达的局面。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又导致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信息沟通需求和信息增量。

——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努与制度》

主题一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

材料一   处于今云、贵、川一代的少数民族即所谓“西南夷”地区，早在秦代就已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下。秦亡以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统治曾一度中断。汉武帝时，唐蒙率军进入夜郎道（今贵州附近）。唐蒙对当地少数民族赠予丰厚礼物，宣扬汉王朝“威德”。当地首领夜郎侯多同愿甘心向汉，汉王朝就在夜郎地区设立郡县，依汉制置吏，并让夜郎侯的儿子任县令。夜郎归属汉朝后，四川一带土著也纷纷要求归附。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赢得当地人好感，汉朝遂在当地设都尉，置十余县。汉朝在夜郎地区修筑“南夷道”，在四川开通灵关道，在安宁河上架桥，直达今西昌附近。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主题二隋唐至两宋的民族关系

材料二   唐朝政府与边疆地区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地方政权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唐蕃之间和亲，还数次会盟，唐朝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唐朝的边疆管理机构主要是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都督府都督、羁縻州刺史由各民族首领担任，由大都护府直接管辖，上统于中央政府。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主题三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

材料三   元朝在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地区设置行省，实行与中原一样的管理体制，与内地一样征收赋役。邻近内地的藏汉区，仿内地制度设立路、府、州、县。西域设置了宣慰司，普遍任用土官，可管理由地方民族组成的土军，但朝廷也可调用土军。在南方，委任少数民族首领，肯定其利用资源的合法性，同时官府掌握收回资源占有的权力。

——摘编自周平《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

材料四   清朝前期开拓和巩固边疆的举措

材料五   明朝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对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等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基本确立。这些地区的省级机构和内地一样，设三司。基层管理主要依靠当地土著担任的土官，亦称土司，武职称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文职称土知府、土知县。土司大多为当地民族首领，一般世袭其职，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一部分土司衙门中的佐贰官、首领官由朝廷派出的流官担任，以对土司形成牵制。土司职责是谨守疆界，缴纳赋税，有事要出兵供朝廷调遣。明朝在当地兴办学校，并移内地军民前往屯种。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土司中，女土司占有一定数量。

——摘编自王天有《明史》

材料六   中华民族在长期过程中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56个民族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实践中凝聚成一个互相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各个民族之间具有一种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

——摘编自谭玮一《论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几个特点》

主题四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

材料七   有学者把宋代中国比喻为当时亚洲海洋贸易的“发动机”。在宋代中国与亚洲沿海各国的共同推动下，亚洲海洋贸易进入新阶段，形成南海贸易体系。该体系有稳定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即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资源型商品互补性交换；有稳定的贸易力量，即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导，亚洲沿海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的海商群体；有稳定的市场区域，即以东南亚地区为枢纽，联系东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场区域。可以说，宋代中国在当时亚洲海洋贸易中初显“海洋大国”气象。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对黄纯艳访谈》

材料八   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对外关系中有别于前代且最具特色的部分。自明王朝建立至鸦片战争前的近500年间，这一政策一直得到有效的推行，间或有短暂的松弛，但始终并未扭转海洋政策的总体趋向。明朝初年便严申禁令，规定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擅造三桅以上桅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者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朱棣登基16天后，便下诏禁止军民“交通外国”，并要求“所司一尊洪武事例禁治”。明英宗时期甚至有严私下海捕鱼之禁。嘉靖年间，海禁的措施则走向极端，拆除一切违禁大船且尽数毁之。

——摘编自刘俊珂《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

材料一   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作定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二   中国古代有一位皇帝曾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主题一   商业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交换物品的场所被称作“市”，通常设在人们经常集聚的地方。商朝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商业贸易的范围遍及商朝统治区域以及周边的地区。这时，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贵族手里。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的格局才被打破。秦汉时期，货币、车轨、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从隋唐到两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坊市分区制度逐步瓦解，城市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纸币。元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出现，地域性商帮形成。

——摘编自章超主编《看得见的中国史》

材料二     行商是牙行的一种，是古代中国商业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在唐末市制破坏之后，政府当局多利用牙行、牙人代为收税，渐渐地牙行、牙人成为历代王朝收税及维持商业秩序的手段。尤其是明朝，制定许多法律来管理牙行，牙行也承担了课税、平准物价等原本属于政府的商业管理职能。加上中国各地的度量衡不同，需要拥有丰富商业知识的牙人进行正确估价。因此，在国内商业中，牙行、牙人都是必要存在的环节，而在对外贸易中，牙行、牙人史是不可或缺。从汉代开始，牙行、牙人就在言语不通的中外商人之间扮演中介及评定价格等工作。唐代的“互人”、“互市牙郎”，乃至宋代中外互市的牙行、牙人，清代的行商等，都是中外贸易中必要存在的环节。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唤清卷（上）》

材料三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尤其是南方表现突出。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使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北宋铸币量很大，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宋朝城市繁荣，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大城市数量激增，加上广大州县城居人口及集镇人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20%以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坊市制崩溃后，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发生变化，从前的坊市区分改为厢坊制：在汴京新旧城内共分10厢，121坊，城外又划分9厢。每厢分辖若干坊，厢里也是住宅与商店杂处，十分热闹。……盛唐之后，一些城市曾出现夜市，丰富了都市的夜生活。但禁令屡颁，夜市尚未完全合法。到北宋中叶，夜市迅速发展，再也没有时间限制。日趋繁荣的夜市成为繁荣城市的又一景观。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二卷）》

材料五   宋元时期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高峰，宋朝的发展更为突出。首先，表现为宋朝经济的全面繁荣。宋朝彻底完成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直接面对富庶的中国沿海。其次，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最后，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完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宋朝的造船技术世界第一、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宋朝商人的贸易范围。

——摘编自代谦、高雅婷《刀锋上的商业革命》

材料六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帝国所特有的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为商业的广泛发展提供了条件。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他们贩卖丝绸、香料、宝石、铜镜等等。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印度、直到北欧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阿拉伯商人的足迹。我国的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也聚集着不少的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并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

主题二   货币、信贷、商业契约

材料七   交子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它滥觞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的飞钱。当时一些商人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联号，用飞钱来代替通行的铜钱作为交换工具，减轻对铜钱的需求。《新唐书》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材料八   西方契约制度发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的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古罗马人把契约分为口头契约、文字契约等要式契约和实务契约、合意等非要式契约。早期罗马债务以口约为主，随着帝国的扩大和罗马商业的发展，罗马社会复杂化，要式口约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非要式契约逐渐兴起。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规定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罗马法所包含的契约自由思想，对近现代契约理论和契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刘锴《论＜威尼斯商人＞中的契约法文化》

材料九   宋代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民间契约的干预，改变了唐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传统。如宋代规定田宅买卖交易后订立的契约必须报官，经由官府验证、盖官府印，方始合法。既然封建官府参与对各类契约的积极管控，那么由契约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也就自然由官府来处理。在宋元以后的契约中，几乎见不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之类的语言。封建国家自宋元开始施行对民间契约的积极管控，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然而，这项政策却阻碍了民间各种契约关系向自由化方向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契约及契约关系的发展，直到明清也未能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发展简史》

材料十   在古罗马，契约实践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及租佃契约。在“马克西曼及其妻贝莉格卖地契”中明确运用法律来保证所买土地在“权利方面无瑕疵”。另外，在土地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古罗马的当事人双方对于价钱问题也要考虑双方的情感，即是否符合“人之常情”。基督教认为买卖过程中要遵循公平的观念，否则主会憎恶的，其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信徒不能赎罪，不能上天堂。古罗马也普遍存在奴隶买卖的实践，针对在实践当中出现的争论，古罗马的法学家进行了理论探讨与解释。他们经常在实际条例中就法律事务为法官提供建议。

材料十一   汉朝以后，凡是涉及买卖、租佃、借贷等财关系和收养、雇佣、立嗣等人身关系的事宜，当事人之间几乎都要订立契约。在买卖实践中蕴含着“合意”观念，所谓的“合意”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土地买卖中的契约文书一般需要有国家公权力、人证和自身的信用担保三方面来保证双方当事人权利。在动产买卖当中，从国家、地方官员，到行会、行会的从业者，再到行业协会都非常重视交易中的公平性。在古代中国，反映契约理论及契约观念的资料较少，但契约实践通过大量古契约文书的依存，可以看到基本状态，这表明契约观念普遍存在于古代中国民间。另外，在出售土地时候，国家法律有“先问亲邻”的规定。中国传统契约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中的“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的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武航宇《古中国与古罗马契约观念及实践的比较研究》等资料

材料一   太平天国革命不仅借助外来的思想武器，动员、鼓舞、组织了革命力量，而且在自己的政治纲领中，表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因素。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

材料二   《资政新篇》全文除前言外有四部分：“用人察失类”部分，主要讲“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风风类”部分，主要讲通过教化破除愚昧、骄奢等旧的思想习俗，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法法类”部分，集中提出了28条政治经济改革的立法主张，为全文重点；“刑刑类”部分，着重讲刑事立法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