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申是战国中期魏国的天文学家，他非常重视天文观测，为了准确测定天体的坐标，他自制了一个“天体测量仪”，石申用它测量了120颗星在天空中的坐标，创造了120个星宿（星座）。他把这些观测成果制成了一部《石氏星表》，这个星表比西方最早的《托勒密星表》还早出现几百年。石申利用他的观测仪器，测量了太阳在一年中的运行轨道，这个轨道叫作“黄道”（意思是“光明之路”）。经过多次测量，石申发现黄道相对于天赤道是倾斜的，他测得的倾斜角与当时的实际数据23°44’仅仅差了23’。石申还留下了最早的“黑子记录”，他记录道：“日中有立人之像”。不仅如此，石申还发现了太阳边缘的“日冕”。石申对不定时出现的彗星进行了观测，他用“索”（绳子）“拂星”（轻轻甩动的样子）“扫星”（笤帚）和“彗星”（大扫帚）四个名词给彗星归类。后来，它们被统称为“彗星”。

——摘编自赵之珩《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石申和甘德》

材料一   1949年11月，首届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拟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等文件，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和税务机构组织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随后，政府决定在全国统一开征14个税种，含工商业税(包括坐商、行商、摊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筵席、娱乐、冷食、旅店)等，初步形成了以货物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为辅，在多环节课征的复合税制。

——摘编自刘尚希等《新中国财政史》

材料二   1978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5.9%(比1952年下降了10.3个百分点)、14.2%，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在税收收入中，货物和劳务税收占 83.6%，比 1952 年上升了 34.9 个百分点；所得税收入占10.4%;财产税收入占0.2%;农业税、牧业税收入占5.5%,比1952年下降了 22.5个百分点。

材料三   据初步统计，2018年，中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85.3%、17、4%。在税收收入中,货物和劳务税占50.8%;所得税收入占 35.1%。

——材料二、三均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数据整理

材料一   武汉地处内陆腹地，居中得水，地理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大都会。武汉不仅在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早在19世纪中期就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领头羊。但武汉的传统社会特征同样非常突出。武汉解放伊始，就面临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任务，新生的城市政府明令禁止和严厉取缔纳妾、赌博、吸（鸦片）烟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力移风易俗，改革、消除各种毒化社会、危害市民身心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

——刘崇顺《社会转型与城市发展——写在武汉解放60周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立足自身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武汉市在重点解决城市管理职能交叉、重叠、缺位、错位等问题的基础上，强化全口径城市管理数据互通共享，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城市管理的权威和综合效能。同时，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引导，积极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政府先后制定《武汉市容环境卫生规范》《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既规范了城市管理执法权力，又促进新高考联考协作体了权力运行的精细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即提出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思路，由政府“花钱买服务”，引入市场力量、使用市场手段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武汉市引导社会各界通过“问计献策”“电视问政”、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参与城市社会管理，为优化城市治理出谋划策。

——陶维兵《武汉城市治理的历史探索与未来之路》

2023年3月16日第一财经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预算，当前我国低龄老人（60-69岁）总量保守估计已经达到了1.5亿，从2022年开始，我国就进入到退休高峰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因素是如何在改革中被转化成高速经济增长的呢？我讲三个故事，作为改革开放三个历史瞬间的代表。第一个是小岗村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一旦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需要转移的时候，体制条件便逐步与之适应。先是转移到更广义的农业即林牧副渔产业上，继而转到农村的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中，再进一步依次转移到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故事——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及其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肯定了经济特区，肯定了市场经济，推动了对外开放。从此，沿海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制造业投资，吸纳了大规模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这种重新配置在微观上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在宏观上提升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个故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我们就真正地逐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利余劳动力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当中，通过贸易中取得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兑现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直至2010年之前，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如果查阅世界银行的各国数据会发现，这个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也找不出任何国家在任何其他时期有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表现。正是由于独特的人口转变阶段，与独特的改革开放举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在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家年会上的发言

材料   叶企孙于1918年赴美留学，1920年6月获理学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精确测定普朗克常数h值，这一数据在国际上沿用十多年，他是我国第一个为国争光的物理学者。1926年清华物理系成立，叶企孙任系主任；1929年清华理学院成立，叶企孙任院长。他长期主持清华庚款公费留学生招考工作。根据国家需要和科技发展远景，设定留学专业，每每选派一人，就为国家创建一门新兴学科，填补国内学科空白。抗战爆发后，他不顾生命危险，在天津参与制造炸药，筹集资金，借用清华公款万余元购买药品、军需物资、通信器材及输送平津科技人才等去冀中根据地支援抗战，多次成功炸毁敌方火车。北平解放前夕，叶企孙拒绝了有关方面邀他南下的请求，毅然留下迎接解放。叶企孙培养了一大批科技精英，其中院士有60多位，包括李政道、杨振宁等。

——摘编自《叶企孙文存》等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改变了现代工业发展的轨迹，也引起了人们对先前人类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反思。美国汽车固守大尺寸、大排量的产品结构。与此同时，丰田、本田等日本厂商则以轻量化，小排量定位，主打低成本且质量相对稳定的轿车，以低廉的维护费用作卖点扩大市场份额，不断蚕食美国汽车产业的市场份额。长期以来，美国汽车产业繁荣背后已内在地孕育了衰落的种子，以通用最为典型，企业不断滋生的产品与品牌战略混乱、技术战略失误、大企业制度弊病等内在因素的累积，最终酝酿了美国汽车产业的大危机。

——摘编自崔焕金《美国汽车产业的衰落及其启示》

材料二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汽车产销累计宗成3016.1万辆和3009.4万辆，这是中国汽车产销历史上首次突破3000万辆大关，也让中国汽车产销总量连续15年稳居全球第一。据预测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将超500万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已成定局。其中，新能源汽车的海外销量将达120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快，规模大。但全行业都面临盈利难的问题”。安庆衡说，“目前，新能源汽车中只有特斯拉、比亚迪、理想和埃安4家盈利，大部分新能源汽车企业都在亏损。这样的现状亟须改善，否则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繁荣就很难持续”。随着出口量的不断增长，中国汽车出海必然遇到更多更为复杂的挑战。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为了和俄国宣誓边境地区的主权，日本政府在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并兴办大量工厂，因而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新兴产业工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但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颁布法律严禁任何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

——摘编自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70年以来，中国掀起海外移民大潮，持续至今，成为世界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放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限制；1978年年底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速，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呈现汹涌之势。尤其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大批中国商民、留学生随着中国商品、产业与资本的输出以及对先进教育的渴求，奔赴世界各地。据统计，1978~2006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数量激增至20~30万人。即使回归比例在提升，滞留在外的留学人员数量也远超回国者。据《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报道：“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87%”。

——摘编自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