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标语是红军向群众传输革命道理最常见的一种方式。长征经常处于急行军状态，写标语承担着比以前更为重要的宣传任务。据统计，散落在长征沿途的标语，至今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有七千多条、这些标语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途中要求每一个能够识字的红军战士，每到一处驻地都要书写一至三条标语；所以书写标语的主体就特别多，为了军事行动保密的需要，所有标语署名都用代号。由于物资极度匮乏，红军就利用当地现有的石炭、锅底灰、朱砂等材料，将标语涂在墙壁、门柱上；红军还将标语写在竹叶上，是为“叶报”；写在竹板上，使其随波流动，是为“水电报”；刻在树上，是为“树标”：此外针对普通标语容易被风吹雨刷、被敌人破坏的问题，红军还创造性地采用了石刻标语的形式。

长征初期的标语以“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基本口号为主。遵义会议后，出现了“不当无钱的白军，拖枪过来当红军！”“红军是帮助干人（方言，穷苦人的意思）的军队！”等标语。瓦窑堡会议后，标语又转向“去打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等等。

标语是红军宣传群众、鼓舞斗志、瓦解敌军的重要武器。人民群众从标语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红军，长征标语把革命火种撒遍中华大地。

——摘编自《浅析红军长征中标语的演变》等

20世纪以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稷下学宫”这个概念，部分专家考证，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的“稷下学宫”一词来自1944年郭沫若写的《庄子的批判》一书。结合文献和目前考古勘探发掘成果来看，多数学者认为齐故城小城西门外侧建筑基址群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稷下学宫”。

下表为历史文献中关于“稷下学宫”的记载

当今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皇朝》的部分内容介绍

4 . “中国人民土地房产所有证”牛铁锁是牛蹄四村的一个翻身得解放的农民，他觉得每个人都要“把家事和国事连起来”，于是1951年他以极大的爱国情怀，设计签写了一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万万人民”的“中国人民土地房产所有证”，该作品经著名版画家力群修改、加工、润色、刻绘制作后，风靡全国，广泛张贴于当年家家户户墙壁上，成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实现了牛铁锁希望家家都把这张证书贴在家里醒目位置的愿望。

——摘编自《饱含爱国情怀的中国人民土地房产所有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由御史监察系统和谏官言谏系统组成。御史又称台官，宋之前，台官主要是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主要是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

宋初，谏官沿袭唐制，隶属于中书、门下两省，宋仁宗下诏将原有的门下省改为谏院，这一措施标志着谏议机构开始脱离行政机关而独立运作。此时的谏院已然成为另一个最高监察机构，与御史台共同运作。需要指出的是，谏院的独立只是相对于各行政机关而言的，在专制皇权面前绝无独立之说。

宋代谏官职能有所扩大，宋真宗下诏：“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冤滥未伸，并仰谏官奏论。”这是谏官纠弹百官的法律依据，谏官拥有了御史的监察权。台谏系统对外戚的抑制、对相权的制衡、对干政宦官的弹击、对武将的抑制，对巩固宋王朝之内政大有裨益。

——摘编自林晓炜《制度何以变迁》等

材料一   徐光启（1562—1633年），多次参加乡试落第，最终通过科举成为政府官员。他与利玛窦交好学习西洋的天文、历法、数学；火器等知识，并翻译了西方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徐光启出身贫寒，从小参加农业劳动，立志改革农业。他在上海试种由美洲引进的甘薯解决饥荒问题，并著有《农政全书》。他还结合我国原有的水利工具和西方水利知识翻译整理《泰西水法》，是西法中用、中西自然科学结合的典范。徐光启晚年致力于修订历法工作，重视引用西方先进科学测量方法进行实测。但因为守旧派百般刁难，这部历书在当时并未能颁布使用。

——摘编自金开诚《中西会通——徐光启》

材料二   伽利略·伽利略（1564～164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比萨，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也是为维护真理而与唯心论和教会经院哲学作斗争的战士。他主张用具体的实验来认识自然规律，认为实验是理论知识的源泉，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例如，他利用实验和数学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一些重要的力学定律、利用望远镜观测天体取得大量科学成果、为证实和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作出贡献等。伽利略扩大、加深并改变了人类对物质运动和宇宙的认识，为此，晚年受到教会迫害，并被终身监禁。

——摘编自冯志远《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

材料一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书局开业后，即可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在《中华初等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编者写道：“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1921年，陆费逵在《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中对中西方民众读书习惯的差别分析如下：“（中国）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依据这样的理念，书局拟定了出版教育丛书的计划，到1945年，已出版60多种教育丛书，涵盖成人教育的各个方面。

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部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渴求文化、渴求真理的时代，中华书局策划了许多大型项目，如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继续为文化学术界提供基本典籍。从2006到2010年，中华书局完成全套50种“中华经典藏书”的出版，如《论语》《诗经》《史记》等。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

——摘编自《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图说中华》

材料二   中华书局创办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

——1912年2月23日《中华书局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