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几经变动，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近900年来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宋高宗赵构认为：“安名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对荆公新学的评价：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阶段。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棉花产业发展编年简史

（1）古代棉花种植起源于南亚、中美洲和东部非洲。中世纪时，许多欧洲人想象棉花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一种“植物绵羊”。

（2）宋代，棉花由海路传入内地并在南方推广；元朝，在农村广为普及，松江府成为棉纺织业中心；到1433年，中国臣民可以用棉花抵税。《天工开物》中记载，“棉布，寸土皆有”、“织室，十室必有”。

（3）1497年，达·伽马到达印度；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500—1760年间，大约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新世界的种植园中去工作。

（4）1750年，中国棉花产量约15亿磅，仅次于印度，占世界第二。

（5）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1812年，利物浦出现棉花期货交易，英国成为世界棉花网络中心。

（6）

（7）1889年，由李鸿章主持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投产，是为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1899年，张謇在南通投产大生纱厂。

（8）2012年，中国的工厂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纱锭和织机，消耗世界原棉产量的43%（亚洲占82.2%），而北美和西欧仅分别使用全球棉花产量的4.2%和0.7%。200多年后，全球棉花的大部分使用再次集中在1780年以前的棉花产业中心地带。

——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3月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材料

——摘编自陈玉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等

材料一　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四次寒冷期。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200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一场“大雨雪”导致“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材料二　

材料   明清时期无论是文职土司还是武职土司，均有一定的职衔和品级，分属吏部和兵部。明清政府利用土司职衔管控各地土司。历史文献对明清时期各级土司的职衔和品级规定得十分清楚。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承袭法规。据史料记载，明代颁发的《土官袭职条例》，主要规定了土司守则及承袭程序例规以及内地汉人不得到土司地区重利盘剥、买田治地等内容。清代中央政府同样颁发了《土司例纂》，其内容与《土司袭职条例》基本相同。明朝建立后，在沿袭元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大为恢拓”，清代在明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土司制度。中央政府对各地土司的权力控制是一种软硬结合的控制，大凡常规性权力管控和限制性权力管控，属于软控制，这种控制或以制度为基础的治理，包括行政管理、考核、奖惩、限制、禁止等；凡是剥夺性权力管控，则属于硬控制，这种控制大多以制度为前提的治理，包括直接使用暴力镇压、或以威慑为后盾的法律制裁等。

——摘编自李良品《明清时期“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

材料   历史上多用“酒池肉林”来形容商纣王的奢靡。《史记·殷本纪》记载：“大最乐戏于沙丘，（纣）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但在汉代之前的所有史书中，从未出现过商纣王搞“酒池肉林”的记载。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一书就为商纣王叫屈：“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东汉王充就曾经在《论衡·语增》中质疑过“酒池肉林”的真实性。民国时期的大学者顾颉刚先生统计，在《尚书》中纣王的罪名仅6条，到了西汉时期就变成了55条了。

不过殷商时期“酒池肉林”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尚书》虽然没有提到“酒池肉林”，但是提到了殷人嗜酒的问题。《尚书》有多篇记录了周人批评殷人嗜酒，周公还为此发出了禁酒令（《尚书·酒诰》）。

有学者从民俗学角度对“酒池肉林”提出了其他解释：“酒池”是上古时期人们群聚饮酒、以水调节酒浓度习俗的反映。纣王的“酒池”就是兑酒的水池。“肉林”是上古时期裸体祭神习俗的反映。许多国家都曾经存在裸体祭神的习俗，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云南红河某地区还有裸祭习俗。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收藏的春秋青铜屋，内有裸体乐师奏乐歌舞。有学者认为这是裸体祭祀仪式，按照这种解释，这个铜屋就是最真实的“肉林”。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如表为史书所记载宋代几位名臣良将事远。

——据《宋史》等整理

材料   辽境内一些大型窖藏钱币，宋朝钱币数量占 70%以上。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 70%左右。……近年发现的若干金代窖藏中，出土了大量宋辽钱币， 其中宋钱占 70%以上。从西夏遗址、窖藏和考古发掘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 90%以上。

据统计，日本全国已有 28 处出土中国铜钱。从唐到明共 553000 余枚，其中北宋的钱币占 82．4%。表明宋钱在当时日本境内曾大量流通。……1899 年在河内发现的况赛场宝藏两个陶罐中，共计藏有 23000 多枚古钱币。其中中国古钱 22925 枚，而北宋钱币就有

20618 枚，约占此次发现的中国钱币的 89%以上。……近代考古发掘，在爪哇、苏门答腊、巴厘诸岛发现的中国铜钱，除少量唐代的开元钱外，大部分为宋代铜钱。……有统计显示， 到 1959 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埃及等国古代钱币总计 405 枚，其中中国钱币 233 枚，占 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 91%是宋钱。

《宋史·食货志》云：“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栾城集》（卷四一）记载：苏辙出使辽国，所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金统治区）者，不知其几”（《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赵伯圭说: “（铜钱）缘海界南自闽广通化外诸国，东接高丽、日本，北接山东，一入大洋，实难拘检”。……南宋理宗时，日本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千万贯，以至于包恢在《敝帚稿略》

（卷一）中惊呼：“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敝帚稿略》（卷一）曰：“海外东南诸番国，无一国不贪好（宋钱）”；《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桑原鹭藏说:“南洋一带，宋钱之散布更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货”。

——摘编自崔蕊满《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材料   “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古今更迭、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意义，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

——摘自冯天瑜《“中国”的古今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