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材料   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

——摘编自徐玲《1949-1961年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的历史考察》

材料   1886年，从日本舶来的“东洋车”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大量农民进城拉洋车。调查显示，到1924年时，北京有20%的人的生活离不开人力车。北京本有深厚的行会传统和基础，但人力车夫却长期没有行会。车夫与老板的矛盾都局限在个人层面，没有上升到阶层的层面。当有轨电车开进上海、天津，并开始向北京进发时，遭到“人力车”从业人员的激烈反对。1929年，以人力车夫为主的“旧行业”与电车工会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此前人力车夫常被社会视为流痞一类，而这次公开的集体行动、集体反抗，使社会开始正视他们。中国共产党也重新重视起在北京人力车夫中的组织动员工作，不久就大见成效。

——摘编自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

材料   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认可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法人地位，正式授予其皇家特许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创立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组织，主要从事着英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在其特许状的规范之下，该公司逐渐垄断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贸易，并成为英国在亚洲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依托。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提出要在“领土霸权的基础上”保卫公司的“商业霸权”，这意味着争取建立殖民领地已经成为与追求商业扩展平行的目标。17世纪末，英国政府颁发的特许状对该公司的这种行为予以认可，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逐渐演变为一个集商业、政治、军事和司法四合一体的政商机构。此后，随着行政权力的急剧膨胀，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掌控了印度所有的财富，公司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同它竞争的公司了，而是“同它竞争的英国大臣和国家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迫使英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该公司的态度，英国议会通过了多个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别法案，限制和剥夺了其政治经济特权。到18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沦为英国政府对印度事务进行日常管理的机构。

——摘编自汪定华《近代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变迁以对特许状的解读为基础》等

材料 湖南境内苗、侗、瑶等民族广泛分布于各府县。随着江南不断开发，汉族不断扩张，少数民族逐渐被挤压至边远山区。由于缺少足够的生存资源，加上对汉族的仇视，少数民族不时下山劫掠，单靠军队防苗很不现实的，苗患府县必须学会自卫。因而尚武之风生焉，强悍、好勇健斗逐渐成为居民社会心理的组成部分。

清代湖南原本每一宗族都有一定的分布区域，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迁入，加上已有居民的不断繁衍，人口越来越密集，这些分布区域不断发生重叠，于是争夺资源，保护既得利益对每一宗族的生存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宗族之间争夺土地等生存资源的主要方式是以坟地或其他宗族公地为借口，而这种方式必须动员起全宗族的力量共同参与，否则就是师出无名，名不正而言不顺。清代宗族矛盾不时引发械斗等流血事件，为了在争夺中获胜，宗族内部必须团结一致，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战斗力量，方能有自存的机会。因此，宗族间资源争夺培养了湖南土客居民的危机意识，有助于好勇健斗之民风的形成。

湖南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沿河、湖一带土壤肥沃，被誉为“鱼稻之乡”，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经历明末清初战乱，湖南人口锐减，存在大量的无主荒地，人民生活尚称富足。摊丁入亩之后，湖南人口急剧增加，到道光年间，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迅速尖锐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而生。为了获取生活资源，农民不得不向山求地，与水争地。故拥有土地者为卫土而敢斗，未得者为求地而多争。

这种强悍之风，正是组织强大军队所需要的，只要有恰当的时机，就可以在安邦定国大业中和强大的威力。如果没有这个强悍、好勇健斗的民风，无湘不成军的奇迹是创造不出的。咸同间中国社会的动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政府军无能已极，地方不得不依靠自我防卫才能免于战火。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湖南知识分子对此加以引导，实现了知识分子与下层人民的结合，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实现了湖南的崛起。

                                                                             ——摘编自毛继华《人口与近代湖南崛起》

材料   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角度，考察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把李鸿章与左宗棠之争定义为“剿夷与抚夷之争”“防日与防俄之争”，认为当时国内已是“兵疲力尽”，无力顾及新疆，更无力经营新疆；把收复新疆归因于“左宗棠运气好”。他盛赞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对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之不以为然。1944年，萧一山在其《清代史》则更多的是批评李鸿章不该随便放弃新疆，赞扬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见识宏远，议论激昂”。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卢凤阁的《左文襄公征西史略》也都把海防与塞防之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壮举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爱国之举。

20世纪70年代，海防与塞防之争被史学界定性为淮系和湘系集团的利益之争。197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稿》可谓此论的集大成者。在“利益之争”中，李鸿章是卖国贼，但左宗棠也不是爱国者。

1987年杨策发表《论所谓的海防塞防之争》一文，认为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新疆与左宗棠主张立即收复新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主张，其终极目标都是维护国家安全。1988年黄顺力发表《重议海塞防之争》，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因防务问题所引起的策略之争（即“策略之争说”）。1990年杨光楣也认为，双方“都具有抵御外侮的意义，出发点都是爱国的”，“它仅仅是一般认识上、策略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此后“策略之争说”逐渐占了上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摘编自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材料

——摘编自陈玉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等

新中国初期的江苏扫盲运动

冬学最早是陕甘宁边区农民在冬季农闲时节开展的一种“文化翻身运动”。从1949年到1951年.江苏农村掀起了村村办冬学、人人上冬学的高潮。1949年冬季开展的以政治教 育为主的冬学运动，此后，冬学教育以识字教育为主。祁建华原为解放军西南某军区的文化教员，速成识字法是他在部队干部和战士学文化过程中创造的一种识字法。为了加快推进 农村扫盲工作，1952年，南京和苏南、苏北地区都在冬学班内推广“速成识字法”,江苏省委 机关报《新华日报》就于1952年6月刊登一首歌曲《学文化》,用以宣传速成识字法。1955 年，江苏省教育厅和团省委指出.“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我们必须用革 命精神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扫盲运动。”1956年，江苏各地成立扫除文盲协会、作为专门的扫 盲机构，配合教育部门开展工作。“一人百字”运动是这一阶段江苏扫盲运动达到高潮的重 要表现。何谓“一人百字”运动?就是动员大中小学师生利用寒假和暑假参与扫盲运动，号 召一个学生负责教会一个亲邻认识100个字，鼓励教师参加扫盲业务辅导工作。大中小学师生的加入，壮大了扫盲队伍，加速了扫盲运动的进展。

——摘编自包竞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苏农村扫盲运动历史考察》

材料一   工业革命前，英国对棉纺织业领域大力改良，这是英国基于其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而对自身经济结构采取的一种主动调整。因为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与东方国家的贸易中，仅靠贵金属来平衡旷日持久的贸易逆差已经难以为继，西欧国家必须从进口转向生产，方能逆转此种态势。因而，与东方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张琼《试论东方贸易对工业革命的促生作用——以东西方贸易逆差为视角》

材料二   从大航海到1800年的近300年的时间里，在东西方贸易中大量的贵金属，特别是白银，流入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西欧国家在去往东方的航线上发现了“美洲”这块新大陆，新大陆为欧洲提供了与东方贸易交往过程中所需的大量白银。工业革命之前的东西方贸易基本上是欧洲白银对东方商品的贸易，然而这种贸易违背了西欧重商主义国家企图通过贸易获得贵金属的初衷。英国率先从关注商品的流通领域转到关注商品的生产领域，进而引发了工业革命。

——摘编自张琼《东西方贸易关系的演变与工业革命的缘起》

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