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86年，从日本舶来的“东洋车”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大量农民进城拉洋车。调查显示，到1924年时，北京有20%的人的生活离不开人力车。北京本有深厚的行会传统和基础，但人力车夫却长期没有行会。车夫与老板的矛盾都局限在个人层面，没有上升到阶层的层面。当有轨电车开进上海、天津，并开始向北京进发时，遭到“人力车”从业人员的激烈反对。1929年，以人力车夫为主的“旧行业”与电车工会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此前人力车夫常被社会视为流痞一类，而这次公开的集体行动、集体反抗，使社会开始正视他们。中国共产党也重新重视起在北京人力车夫中的组织动员工作，不久就大见成效。

——摘编自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

材料   19世纪中叶开始的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使中国第一次有了沿海与腹地的概念。从此，沿海地带尤其是长江沿岸城市从古老的传统经济中剥离出来，开始了自己孤立的现代化发展，并且形成了与腹地相对立的沿海地区特色。这些沿海城市在传统的汪洋大海中犹如一个兀立的孤岛，人们期望这些孤岛上的现代性因素能够向传统的腹地扩张传播，产生“扩散效应”，用现代化的“中心”带动传统的“边缘”，以期使现代化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整体进程。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地区与传统地区不仅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反而呈现出彼此封闭和排斥的格局。于是，一种两极化的现象出现了，当现代地区和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的同时，传统地区和部门却变得越来越“传统”和落后。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第一卷)》

材料   古代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或政权，尽管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却以“中国”（华夏）王朝和非“中国”王朝进行区分。最迟在西周时期，周王所在的“王畿”被称为“中国”，并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走向，是实现“天下大同”这一最高理想境界的途径。春秋战国时期，有“中国”身份是诸侯争霸的有利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中华”替代“中国”成为诸多政权博弈的旗帜，宋辽金时期“中国”再次成为各政权博弈的政治借口；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将自己的王朝谱系写入黄帝谱系之中，都是为成为中华大地的“正统”王朝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远非“汉化”一词所能概括，也是“中国”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多民族国家中国也因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持续认同“中国”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材料一   从长城的历史看，它首先是用于军事斗争的产物，从公元前7世纪前后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起，直至公元17世纪停止修筑为止，长城始终是作为军事防御工程而存在的。它的出现，标志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程度的提高。

——摘编自李文龙《中国古代长城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材料二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在器械精良、炮火凶猛的日军进攻下，中国军人只能以肉体血战长城。强敌叩关的历史记忆、血肉相搏的御敌现实等新旧因素的碰撞促生了“血肉长城”的新概念。

——摘编自郭丽萍《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关于长城民族符号形成史的研究》

材料三   长城的修筑与运用，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长城文化和长城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精神内涵丰富，价值巨大，对于增强民族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摘编自姜红明、杨娟《长城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

“马恒昌小组”被认为是新中国新国民诞生的典型个例，被称作新中国工人的“工匠精神”的代表之一。

材料一 沈阳解放后，第五机械厂的一个生产班组，在马恒昌的带领下，通过技术革新加苦干，在红五月劳动竞赛中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被命名为“马恒昌小组”。1950年9月，马恒昌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9月30日晚，毛泽东宴请全国劳模，接见了马恒昌。1951年1月17日，“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职工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全国1.8万个班组的积极响应。这一年，“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国家下达给他们的任务，创造了69项新纪录。从1950年至1978年，“马恒昌小组”29年累计完成了43年零10个月的工作量，实现技术革新840多项。

——摘编自何浩《新国民的诞生-以“马恒昌小组”为个案》

材料二 马恒昌小组提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内容节选如下：

1．团结技术人员，加强技术学习，改进操作方法，提高产品质量。

2．师傅要带好徒弟，保证把所有的徒工提高到一般技工的水平。徒工要保证爱护机器，整理工具，不影响师傅们到点开车。

3．遵守劳动纪律，坚守工作岗位。

4．加强“四防”工作，保证全组机器和人身安全，爱护公物，克服浪费。

5．加强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摘编自《工人日报》（1951年1月17日）

材料   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其中的前三个突出性，是就中华文明的自身发展而言；后两个突出性，是就中华文明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而言。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及其深远影响，正全面贯穿了这五个突出性。“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家国观”“中国观”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天下观”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

——摘编自江林昌《中华文明史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深远影响》

材料   历史学习，离不开正确的历史观指导。大历史观看待历史问题的视野，首先要坚持长时段，历史需要岁月的洗礼和沉淀，历史只有拉长了看，才能看得更加真切。其次在于空间视野宽广，只有放到足够宽广的空间视野中去考察，才能看得更为立体。历史的构成，除了时间、空间因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历史活动主体。考察和研究历史，既钻进去考察细节又跳出来把握整体，在此基础上抓住其主流本质，细察其中蕴含的历史规律等深层次的东西，从而掌握历史主动，推动历史发展。

——摘编自高长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看待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材料   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不论经受了多少屈辱、忧伤和困惑，中华文化毕竟从全然封闭的僵壳中部分地解脱出来，面对着广阔的世界呼吸吞吐，接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养料，调节、完善自己的再生机制。这个痛苦但却充满希望的生命过程，首先体现为近代工业的建立、交通运输的发展、沿海城市的工商业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展。在此基础上，生机勃勃的新质细胞在中华文化肌体内由隐而彰、由弱而强地分蘖、繁殖起来。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全二册）》

材料   长江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标志性象征。史前时代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共同参与塑造着中华文明的起源。自商周起，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文化并耀于世，共同构建二元耦合的中华文化。中唐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江迎来领跑千年的辉煌，明清之际，国家经济更是依赖长江流域。近代以来，长江流域成为思想创新、革命文化孕育发展的高地，担当起中国工业文明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锋。长江流域人文兴盛，“长江经济带”“长江城市带”“长江文化带”正在创造更加壮阔的现代文明。

——摘编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

材料一   1688年，荷兰共和国执政威廉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邀请下，出兵英国。推翻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英国史书上称为“光荣革命”。发动“光荣革命”的七位政变者中有四位是辉格党领袖，代表了新贵族利益。剩下的三位，有托利党创始人，顽固守旧的男爵，还有伦敦主教，他们则是典型的旧贵族的代表。七位新旧贵族联合发动政变，表明了“光荣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之间的联合妥协。

——摘编自陈晨《从1688年光荣革命看“英国式”政治冲突的解决》

材料二   辛亥革命期间，由于险恶的革命形势，南方革命政府被迫和北方清政府进行“南北和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党人被迫向得到列强支持的袁世凯妥协退让，表示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可以保举其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次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被袁世凯窃得，中国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由此可见，“南北和谈”的达成，是中国式的“光荣革命”。

——摘编自刘经盛《南北和谈，中国式“光荣革命”——试论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