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胡光墉破产案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胡光墉进入左宗棠幕府，为左氏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胡光墉为左氏筹借巨额洋款被朝廷嘉许，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后来，胡光墉依仗与左氏的关系，在东南各省开设钱庄和票号，甚至经营当时私人票号被禁止的官款业务。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加上中越边境紧张，胡光墉的阜康票号因挤兑风波而倒闭，紧随而来的是官款索赔问题。清政府谕令左宗棠查办阜康官亏案。左宗棠虽与胡光墉私交甚密，但因阜康票号官亏案牵涉事大，并没有对其偏袒。按制，亏空的款项由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抵偿亏损的公款即可。

本以为此案就此结案。然而，陕督谭钟麟质疑胡光墉在西征借款中存在“不当得利”，由此牵涉出户部清算胡光墉历史经济问题的两大案件。第一、华商股份案。西征筹饷过程中，胡光墉按章设立乾泰公司，共筹集350万两，其中汇丰银行和华商各认股175万两。胡光墉被质疑华商股份为其隐形资产。左宗棠认为“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并有债票为据。而户部阎敬铭认为胡氏“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1884年7月，户部在无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凭借权力认定华商股份是胡氏隐形资产，并强行追索15万两。第二、行用水脚银案。行用水脚银是胡光墉经手西征借款因公报销的相关费用。此费符合清政府默许的“援案开报”、汇单奏销的惯例。户部对此提出质疑，认定行用水脚等106784两皆为胡光墉“擅扣滥支”之款。左宗棠等人回应了户部的相关质疑，称水脚银“驻鄂粮台有案可查，非胡革道所能掩饰”。曾国荃称报销依据并非户部标准，而是“轮船之定章，特数目多寡之间有不可概论耳”。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清政府谕令浙江省从胡氏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凑齐106784两，于闰五月以前解交甘肃粮台应用。

胡光墉资金周转失灵，又受外商排挤，被迫贱卖资产。最终，胡光墉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摘编自牛澎涛《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的挑战持续震撼长达近六十年之后，中国士绅精英与民众才真正开始动员起来，并投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进程。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为了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富强，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与精神生活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他们为应付这种问题作出了各种选择。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这些选择中，有的较为激进，有的则相对保守，彼此相互冲突对立，种种选择又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动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从此也就在这种种选择的交替中，从传统社会向更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进行转变。

——摘编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

材料   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重要、影响很大，一般可以说周秦是一大变。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秦汉时期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时期，故可以把秦汉相连称呼，并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

把秦汉时期作为完整的历史时期来看，是因为它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而且是在整个秦汉时期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秦汉时期突出的特点是“统一”，所以常常用第一个统一王朝、统一大国等来形容。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史处于一个突出的地位。秦汉历史与先秦历史相比，已由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进入到专制个体家国同构农耕社会的发展阶段，虽然期间经历过反复，但是这一发展大势并未改变，并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之所以被称为“专制个体家国同构农耕社会”，主要是从历史发展趋势而言的。与先秦历史相比，秦汉确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官僚制取代了世卿世禄制，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国家通过二十等爵制实现了对个人的支配，以及编户齐民的形成，解构了先秦宗法集耕的社会形态。随着国家意识由法而道，最终独尊儒术。……从此制约、规定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走向。

秦汉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并发生影响，但不等于说这400年的历史没有变化。举例来说，作为皇帝主要辅佐的宰相，其名称、地位、执掌、作用都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它又万变不离其宗。宰相辅助皇帝主管一切，专制君主仍是主角。……秦汉的这种变化，以后朝代更多，但是变来变去总的精神都是维护君主的绝对专制，这可以说是专制主义长期不变的一个方面。郡县制也是如此，名称乃至两级、三级或者四级，历代的变化很多，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加强中央集权。

——摘编自曹大为等主编《中国大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