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先生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中指出，多极世界各具特色的文明彼此交流沟通，其间既有冲突激荡，又有吸纳融会，达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涵化”结果。以中国文化为例，历史上，中国文化发生过三次历史性融合。

——摘编自李良玉《新文化的起源》

材料一   古代中西立法过程对照表（部分）

——摘编自王宏治《从中西立法过程比较<唐律>与<民法大全>）

材料二   任何社会法律的生成都不是其社会现象中的孤立存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有悠远古老的中华法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民族习惯、民族精神以及民众的法律观念紧紧相连。同样，外国法律制度也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

——摘编自邓琦《中外古代法律比较研究》

材料   孔子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他在坚持统治者拥有统治权力的同时，还坚持统治者应在合理的道德原则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他们就能成为贤者……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并成为国家的正统信条。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   习俗和仪式的礼仪规范对古代社会的百姓影响甚大。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规范，特别是在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等礼仪形式中规定了大量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以此实现在社会层面的教化，有力地塑造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儒家德治教化的社会路径还包括古代各类学校的教育与经典传习，以及家族宗族和乡绅的乡约教化等，这些社会化路径都体现了对人情、人义的塑造，构建了整体的社会文化网络，有效实现了政治与伦理的双向同构，达到了“化民成俗”的德治效果。

——摘编自沈小勇《以文化人化民成俗》

材料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周而复始，缺乏内部动力来打破传统框架，直到19世纪中叶它遇到截然不同而且更为强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从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美国另一汉学家柯文则提出从“中国中心”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他并不否认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作用，但认为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由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内部发展来看待问题，才能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

——摘编自亢飞《费正清与柯文中国史观比较》

材料   

材料   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组织结构的重要节点，是经济管控、生产与贸易、信息交流与文化传播以及政治权力的枢纽。下表是公元前400年—公元1800年全球城市发展的时间轴线。

——摘编自【英】格雷格·克拉克《全球城市简史》

材料   明清帝制国家始终参与商业，其程度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之间的基本契合，一定程度上为明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扩展了帝制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演化，与帝制体系交融，变成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国家体系的控制范围，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赵轶峰《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材料   学术界认为，世界现代化是突破原有的农业大生产力形态向工业大生产力形态引起的社会巨变。在具体阐述现代化的进程时，有学者提出了这一世界规模的大变革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和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三大阶段(经济起飞、向技术成熟推进、大众高消费)的观点，如下图所示。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