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乾隆初年，黄可润说：“南方番薯一项……今则浙之宁波、温、台皆是，盖人多米贵，此宜于沙地而耐旱，不用浇灌，一亩地可获千斤，食之最厚脾胃，故高山海泊无不种之，闽浙贫民以此为粮之半。”钱大昕在《鄞县志》中也提道：“番薯……今明越诸郡多于山中种之……大可为救荒之助。”温州府所属五县一厅，还培植了一些好品种。瑞安县大山中所产番薯“味尤嘉美”，乐清则又称番薯为“花荠、红荠”等。乾隆以后，大批棚民进入山区租山垦荒，促进了番薯的推广。相对说来，某些富庶的平原地区，像杭嘉湖一带，人们种植桑棉等传统经济作物，水稻的产量也很高，所以番薯的推广就晚得多。
——摘编自郭松义《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
根据材料围绕清朝初年“番薯引种”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阐述清晰）
建党初期，为了加紧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当尽力编著通俗的歌谣小册子”。大革命时期，瞿秋白谈到“五卅运动”以后的社会状况时说：“听说上海街头巷口无一处没有不反对外人的招贴，无一处不唱反对外人侵略的歌谣。”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歌谣在革命运动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川陕苏区的《工农永远是主人》《加紧春耕》《戒烟歌》等歌谣巧妙地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编入其中。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积极创作革命歌谣唱述新生活，如《插秧曲》中唱到：“一、二、三……绿映映……插得整齐又好看……我们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参加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歌谣迅速发展。结合当时的实际武装斗争所创作的《抗战动员歌》《杀敌歌》《收回失地保家乡》等抗战主题歌谣，面向群众和士兵四处传唱，一些革命歌谣还记载着日军的罪恶和中国人民的愤怒。此外，反映陕甘宁边区人民参与民主政治高涨热情的《乡选歌》等歌谣，也深受群众喜爱。
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创作热情高涨，对传统歌谣的改造日趋成熟。歌谣《停止打内战》《开会讨论来分田》《千年奴隶当了家》等在解放区广为传唱，传递出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摘编自邓登瑶《革命歌谣的演进历程、鲜明特征及价值意蕴》
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阐释革命歌谣的发展和时代价值。
材料 流行语的变化往往折射了社会的变迁，表2所示是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若干流行语。
| 时间 | 流行语 |
| 1978-1983年 | 平反、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四化、一号文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大包干、个体户、五讲四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整顿提高 |
| 1984-1989年 | 承包责任制、厂长负责制、中外合资、外向型经济、债券、国库券、名牌、精神文明、女排精神、四有新人 |
| 时间 | 流行语 |
| 1990-1996年 | 下海、打工、乡镇企业、小康、股票、奖金、知识经济、减肥、健美、超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第三产业、宏观调控 |
| 1997-2006年 | 回归、“三农”问题、执政能力、听证会、“新北京，新奥运”、网络小说、丁克家庭、《反分裂国家法》、WTO、APEC |
——摘编自徐晨《流行语与社会文化心理嬗变研究》
提取材料信息，围绕“流行语与社会变迁”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
材料 中国古代“包公”艺术形象的演变
| 阶段 | 典型特征(及案例) | 时代背景 |
| 宋朝：初步塑造阶段 | 包拯的事迹以官方所褒扬的和民间秋颂的真人事迹为主，呈清正廉洁、公正贤明的官员形象，如《合同文字记》中包拯调解财产纠纷 | 商品经济发展，世俗文化兴盛；宋廷整顿吏治，重视法治，皇帝倡导廉政，形成一种“清官文化” |
| 元朝：去官员化阶段 | 元杂剧中的包公戏盛极一时，包拯的形象向着为民请命、反抗强杖的代表转变，具备了一定的侠义之气 | 元灭南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元朝的残暴统治加剧了社会矛盾；普通百姓对于重修吏治、反抗强权有着迫切的需求 |
| 明朝：被赋予神力阶段 | 包拯形象逐渐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神话色彩，拥有非凡的神力，如一些小说中开始出现包公“日断阳，夜断阴”的描述 | 明中后期的文化监菅相对宽松，出版印刷业空前繁荣，通俗文学受到广泛欢迎，公案小说兴盛 |
| 清朝：形象国化阶段 | 包公断案的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且具备极高的思想艺术成就，其中不乏《三侠五义》之类作品 | 通俗小说友展进入高峰期：政府加强了对社会教化的控制(大兴“文字狱");现实政治的腐败(社会矛盾的尖锐)刺激了民众对包公形象的广泛认同 |
——摘编自赵江涛《包拯艺术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政治价值转化》
阅读材料，就”包公”的艺术形象与政治价值提炼出一个具体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阐述充分。)
材料 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有贤士日路得，幼习耶稣教，贫乏不能自存。及冠，得《圣书》，遂弃俗入道，伏处三年，虔祷耶稣。后才思日进，以其道为教师，遂赴罗马国与教皇议论。旋国后，遂宣言教皇之谬，切劝各国去教皇异端。值新君践位，召路得询其教本末。路得遂将《圣书》翻译日耳曼语，令民读之，乃兴崇正道。于是路得之名扬海外，罗马教皇之徒憾之。
——摘编自[清]魏源《海国图志》
提炼材料中的历史信息，从中得出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完整。）
材料
先秦诸子异说，辩驳之风盛行，其中儒法之礼与法、德与刑对立。然而，战国末期儒法合流的取向已初露端倪，这在《管子》和《荀子》那里已有所反映。秦一统天下并确立及推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原则，法家思想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儒家则在“焚书坑儒”中遭到重创。随着它们一兴一衰的两极化，其合流既无统治者主观上的需要，也无成功的客观条件，故合流趋势就此大受阻隔。但西汉自立国以来，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回升以及儒法双方某些内在因素的相近性，儒法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既相互冲突又彼此靠拢，最终演化出了一些新的事物，如儒家化的法律等，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刘宝村《秦汉间的儒法合流及其影响》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秦汉时期的儒法合流”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表述完整。）
材料钱学森将20世纪80年代正在兴起的以信息科技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界定为“第五次产业革命”，并提出“要预见到第六次产业革命”。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地推动着社会发展。总之，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发展，孕育出新的产业。新--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但是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和制约，它也会给人类带来惨痛的灾难和损失，成为人类文明的巨大障碍。
——摘编自唐素琴、魏旭丹、赵宇《新科技革命对法律的挑战及应对》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为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完整.）材料全球化走过了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几个阶段，从贸易交往全球化发展到生产、交换、消费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全球化尽管促进了世界的发展，但其发展成果并未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
如果说反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运动，那么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则从民间情绪和第三世界行为演变为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成为发达国家政府主导的“自己反对自己”的行为。
逆全球化的出现阻挡不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新全球化作为对全球化的自我扬弃，应体现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指引。
——摘编自林小婷《从全球化转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围绕材料并结合世界史知识，自拟论题，并就论题展开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充分，史实准确，条理清晰)
春晚：时代的眼睛
1983年，央视第一届春节晚会亮相，一度被视为“靡靡之音”的歌曲《乡恋》在该届晚会解禁播出。1984年，节目首次出现“小品”形式；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作为港台歌曲首次亮相。1987年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故乡的云》、1988年相声《巧立名目》等深受观众好评。
1993年央视春晚开始实行导演招标制。1994年小品《打扑克》把市场经济大潮下正在发生变化的人与事肆意嘲讽，令观众捧腹。1997年《春天的故事》引发全民传唱。进入新世纪，反映北京申奥、抗震救灾、神舟上天等国家大事以及“空巢老人”“大忽悠”等社会现象也以各种形式呈现。2005年开始，央视实行“开门办春晚”，通过众多渠道、面向全国以及世界征集节.目，众多来自民间的节目登上春晚舞台，大众喜好逐渐成为央视春晚选材的重要衡量指标。2011年首次推出网络春晚。
2014年春晚以“欢乐祥和迎新春，同心共圆中国梦”为主题，唱响“中国梦”时代主旋律。2016年出现许多反映中国梦、反贪反腐题材的节目，如《丝绸之路》《是谁呢》等。2019年，技术创新是晚会亮点，实现了通过5G网络实时传输4K高清视频结合VR技术向全国转播分会场节目。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春晚：时代的眼睛”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 研究中国古代制度有两个视角，其一，作为“过程”的制度史。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不是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这里的“过程”其实包括两重含义——历史性和现实性。前者立足“长时段”，强调不同朝代间制度的关联，注重从制度沿革脉络探讨制度的形成，将制度形成视为历史性演变的结果；后者基于现实政治，关注诸如王朝的政策选择及倾向、不同政治集团的构成及性质、体制的传承及内外压力，乃至“话语”体系等对制度的影响，亦即重视实际运作中的制度面貌。其二，作为“关系”的制度史。所谓“关系”，既包括一制度与他制度相互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包括决定制度本身性质的内在关系。制订制度的人、形成制度的过程、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无不反映着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正是各类关系与制度之间形成的“张力”，决定着制度运行的实际曲线。
——摘编自何孙正军《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内容，围绕“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