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政治制度不是用你喜欢不喜欢，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衡量，其实制度之“好”或“不好”，完全是由那个时代的需要决定的，是那个时代民众最迫切的要求的体现。现在有不少意识形态专家，尤其是西方理论家，把政治制度的“好”“坏”绝对化，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贴上“进步”或“落后”的标签，其实质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但西方自己的历史也不为这种理论提供依据，罗马从共和国转变成帝国，恰恰证明政治制度的变化完全依据当时的时代需要，不存在“进步”或“退步”的问题。

——摘自钱乘旦《西方那一块土》

材料   自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工业革命演讲集》出版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者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学派。

悲观派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代表人物碧翠丝·韦伯认为， “工业革命时期给人以巨大的、残酷的和倒退的体验，人们为此而生活窘迫，流离失所，身心憔悴，幸福不再。工业革命……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革命史学者，感受着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与福利，得出了“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腾飞的起点”这样乐观的结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起飞，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缓慢渐进说”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史学者对上述两种工业革命的看法持批判态度。代表人物简·德·弗里斯认为，渐进变革的工业革命时代依赖于之前时代的长期准备，应该将1500—1800年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分析。工业革命实际上是1500—1800年经济缓慢增长的一部分，这种缓慢增长主要来自劳动时间与劳动量的增加，和所谓“大工业时代”、技术创新、社会变革没什么关系。

——摘自刘翔鹏《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新中国从1948年到1999年先后发行了五套人民币。每套人民币上的图案都有不同的变化，把五套人民币按发行的先后排列，无疑是一部生动的浓缩版的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   

套数	发行时间	相关信息	票样例举
第一套	1948	图案有：“工农图”“帆船图”“火车图”“水车运煤图”“耕地图”“火车站图”等。
第二套	1955	图案有：天安门、宝塔山等革命圣地；汽车、飞机、拖拉机、水电站等重点建设项目；民族团结、工农联盟等主题。
第三套	1962	图案有：认真工作的炼钢工人、一位女性独立驾驶拖拉机、青年学生走出校园参加生产劳动、人民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等。
第四套	1987	图案头像以人物头像为主：领导人物侧面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并列头像，少数民族人物头像。
第五套	1999	回归世界主流货币设计的一般规律，将领袖头像作为人民币的主景图，以中国传统纹样和花卉图案相衬托，背面主景图案为人民大会堂、布达拉宫、桂林山水等。

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参事何星亮表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是有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坚定人们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信心，有利于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自身文化代代相传；二是有利于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三是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进取心和创造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四是有利于人们借鉴历史经验，科学把握文化发展规律，使中华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五是有利于人们取长补短，吸收国外优秀文化，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文章《展现中华文化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材料   历史分期能帮助史家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并使读者更易理解世界历史的变化和连续性。无论史家做何种历史分期，都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某种衡量、筛选历史的尺度或标准，都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历史观。如1666年荷兰历史学家霍恩纽斯提出的“古代一中世纪一现代”理论，认为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为古代，中世纪指“黑暗时期”，文艺复兴后则被定义为现代。随着19世纪末欧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全球扩张，这一理论得以向全世界传播。

——摘编自李友东《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分期问题探讨》

材料   当今世界上有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5000多个不同的民族，有6000余种仍然通行的语言，这种多样化的特征构成了生机勃勃的世界文化生态，是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二战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模式，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重要动因。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便捷和频繁，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文化由此走向同质化、单一化。正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催生了世界的和谐发展。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给各民族文化带来的是新的活力，从而各民族文化能更加健康、旺盛地成长。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教师教学用书）

材料：美第奇家族是13世纪到17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专注于经营银行业、羊毛加工业和贸易业。出于对基督教宣扬的“放贷利润”的罪恶感，美第奇家族的第二代传人科西莫开始通过资助艺术家以实现对心灵的救赎。从艺术作品中，科西莫的灵魂开始得到解脱，于是愈发用最大的财力资助文艺复兴。在美第奇家族资助的名单中有达·芬奇、但丁、拉斐尔、薄伽丘、马基雅维利、伽利略……佛罗伦萨也因文艺复兴的盛况而成为驰名国际的城市。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人们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赚钱成为正当的、光荣的事情。通过“对人文主义的慷慨赞助”，美第奇家族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使意大利的权力中心不再由宗教和王权垄断，富裕商人（银行家）成为制约权力的重要力量，家族内产生了诸多权贵名流。凭借着资本的力量，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西欧商人充当了西欧封建庄园体制的挑战者和掘墓人。

——摘编自[英]赫伯特《美第奇家族兴亡史》

材料   “资本主义”是理解现代性的核心概念，追溯其历史对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变化具有重要义。资本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讨论和定义至今都有重大影响。在前所未有的技术和财富创造能力背后，马克思看到人类生而有之的贪婪本性。资本主义制度使致富的欲望和才干得以发挥到极致。资本家通过压迫和剥削劳工阶层追逐利润。列宁则认为，借助政治权力的垄断才是资本主义的真谛所在。

——摘编自【德】于尔根·科卡《资本主义简史》

国家制度是由该国社会性质和该国历史文化传承特点决定的，是由该国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没有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和各国具体历史条件而普遍造用的国家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中国大地，蘊含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国家虽然有社会治理的职能，但国家制度又具有阶级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社会治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摘编自卜宪群《科学认识和把握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