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长城的历史看，它首先是用于军事斗争的产物，从公元前7世纪前后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起，直至公元17世纪停止修筑为止，长城始终是作为军事防御工程而存在的。它的出现，标志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程度的提高。

——摘编自李文龙《中国古代长城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材料二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在器械精良、炮火凶猛的日军进攻下，中国军人只能以肉体血战长城。强敌叩关的历史记忆、血肉相搏的御敌现实等新旧因素的碰撞促生了“血肉长城”的新概念。

——摘编自郭丽萍《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关于长城民族符号形成史的研究》

材料三   长城的修筑与运用，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长城文化和长城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精神内涵丰富，价值巨大，对于增强民族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摘编自姜红明、杨娟《长城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

材料   1886年，从日本舶来的“东洋车”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大量农民进城拉洋车。调查显示，到1924年时，北京有20%的人的生活离不开人力车。北京本有深厚的行会传统和基础，但人力车夫却长期没有行会。车夫与老板的矛盾都局限在个人层面，没有上升到阶层的层面。当有轨电车开进上海、天津，并开始向北京进发时，遭到“人力车”从业人员的激烈反对。1929年，以人力车夫为主的“旧行业”与电车工会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此前人力车夫常被社会视为流痞一类，而这次公开的集体行动、集体反抗，使社会开始正视他们。中国共产党也重新重视起在北京人力车夫中的组织动员工作，不久就大见成效。

——摘编自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

材料   我们对历史进行分期，其目的就是使历史著作能如实地反映这种客观规律。我们对历文选行分期，首先就是要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质变”。

西方学术界对于世界近代史开端的学术争呜

——据高金玲《世界近代史开端问题的争议在高中历史教材中的价值》整理

材料   明清时期的中国早期市场经济酝酿于成化、弘治时期，开始正式形成于嘉靖、万历时期，至康熙中后期到雍正之时最后形成。乾隆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的真正出现。边疆地区市场得到开拓，内地与边疆民众的生产生活尽皆纳入全国的市场网络之中.中国早期市场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 一部明清史就是一部中国早期市场经济酝酿、逐步形成和初步发展的历史。中国早期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初步发展，是构成明清商人队伍壮大、地域商人集团勃兴的重要社会背景。中国早期市场经济也应是中国历史走向空前巩固的大统一和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后形成的经济条件。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全是海外舶来，明清早期市场经济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形成、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张明富《论明清时期的早期市场经济)

材料   19世纪中叶开始的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使中国第一次有了沿海与腹地的概念。从此，沿海地带尤其是长江沿岸城市从古老的传统经济中剥离出来，开始了自己孤立的现代化发展，并且形成了与腹地相对立的沿海地区特色。这些沿海城市在传统的汪洋大海中犹如一个兀立的孤岛，人们期望这些孤岛上的现代性因素能够向传统的腹地扩张传播，产生“扩散效应”，用现代化的“中心”带动传统的“边缘”，以期使现代化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整体进程。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地区与传统地区不仅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反而呈现出彼此封闭和排斥的格局。于是，一种两极化的现象出现了，当现代地区和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的同时，传统地区和部门却变得越来越“传统”和落后。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第一卷)》

材料   “祖国—母亲”通过“拟血缘关系”映射了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最为常见的话语象征。下表为中外各国关于“祖国—母亲”的经典表达。

——据潘祥辉《“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等整理

材料   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其中的前三个突出性，是就中华文明的自身发展而言；后两个突出性，是就中华文明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而言。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及其深远影响，正全面贯穿了这五个突出性。“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家国观”“中国观”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天下观”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

——摘编自江林昌《中华文明史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深远影响》

材料   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不论经受了多少屈辱、忧伤和困惑，中华文化毕竟从全然封闭的僵壳中部分地解脱出来，面对着广阔的世界呼吸吞吐，接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养料，调节、完善自己的再生机制。这个痛苦但却充满希望的生命过程，首先体现为近代工业的建立、交通运输的发展、沿海城市的工商业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展。在此基础上，生机勃勃的新质细胞在中华文化肌体内由隐而彰、由弱而强地分蘖、繁殖起来。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全二册）》

材料一   中国近百年以来，则是旷古未有的一个大变局，……这一个大变局是什么变局呢？原来就是民族自信的大实验期。……在只觉得坚甲利兵不行的时代，我们犹可以自己的哲学与艺术自慰，我们的态度还是在鄙夷着，到了觉得声光化电也不行的时代，我们就只有让步了，但让也只让半步，这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觉得连义理词章也不行了时，于是整个让步了，因而有所谓“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主张之出现，就证明是我们自信力的丧失之达于极峰。

——摘自李长之《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1942年）

材料二   在这个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面前，我感到深深内疚的是，自己在漂洋过海、旅居欧洲时期，只认为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世界文艺发展的高峰，而对祖国伟大灿烂的古代艺术却一无所知。今天，面对祖先遗留下来的稀世珍宝，才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摘自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材料   长江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标志性象征。史前时代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共同参与塑造着中华文明的起源。自商周起，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文化并耀于世，共同构建二元耦合的中华文化。中唐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江迎来领跑千年的辉煌，明清之际，国家经济更是依赖长江流域。近代以来，长江流域成为思想创新、革命文化孕育发展的高地，担当起中国工业文明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锋。长江流域人文兴盛，“长江经济带”“长江城市带”“长江文化带”正在创造更加壮阔的现代文明。

——摘编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