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材料二 在18、19世纪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工厂主在自认为最有利于其经济活动的土地上任意建造厂房，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狭窄且不规则的街道上工业建筑和居民建筑混杂交织在一起，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污水和浓烟在城市里蔓延，到19世纪早期，几乎所有快速增长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都达到了每英亩300人，低矮的工人住宅区到处都是水洼，被垃圾、度弃物和臭气所包围。1848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法案涵盖了对城市街道、住房、卫生设施和公共空间进行治理的内容，确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物质环境实行管理的原则。随后，英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住房与城市规划的一系到法案，至19世纪末英国城市规划基本得到完善。英国是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却在工业革命之后，变得满目疮痍，成为环境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污染及其治理过程必会给我们一些教训的思考和经验的借鉴。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是达到一种经济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兼赢。
——摘编自戴鞍钢《城市化与“城市病——以近代上海为例》
（1）据材料一，概括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英国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
（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城市病的主要表现及出现的背景，分析英国城市治理取得成效的原因。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民”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兴起背景、发展形式等多个角度概括中英两国富民阶层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时期富民阶层兴起产生的重要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与英国相比，指出明清富民阶层命运的不同，分析二者命运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汉初依据秦制重建了三老体系，在“毋烦民，欲为省”的思想下，《汉书·高帝纪》二年令：“举 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汉书·百官志》载：“三老，掌教化。”除此之 外乡官之首的三老作为当地人管理地方治安、解讼埋怨、还可向朝廷反映地方官的政绩。《后汉 书·明帝纪》注云：三老“劝导乡里，助成风化。”汉初孝廉大多只闻于乡里，没有三老一级的推荐 无法闻于州郡。武帝至宣宗时期，拥有较少乡间势力背景的啬夫作为国家控制乡间的最根本官吏，逐渐成为联系朝廷和民间基层的中坚力量。东汉时期许多乡官凭借自身权势决定乡间 事务，三老无法再随意行使权力。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宣传礼仪道德为本职的三老原本的功能已基本丧失，自此渐渐湮没。
——摘编自张智慧《汉代乡官研究》
材料二 宋代乡、耆与都保等乡村组织成为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神经末梢”，国家赋予这些组织在乡村社会中催征赋役、维护治安、处理公共事务等职责。熙宁六年（1073）规定的保甲法将十户 为一小保改为五户为一小保。因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其构建依据“有补治道”的原则，注重封建伦理的教化与培育，使乡村子弟自觉遵行三纲五常，由“孝”“慈”向“忠”“敬”转化，将家 族伦理与国家、社会伦理相结合。除此之外，民间经济组织、民间宗教组织、民间武装等各种各样的非血缘组织也不断出现。这些乡村民间组织或有浓重的国家政治设计色彩，或受到国家严格控制，或是非常状态下产生，均非乡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起来的。
——摘编自谭景玉《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初设置“三老制”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老”逐渐湮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材料二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做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最激烈的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会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败。
——摘编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材料三 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根据党和红军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集中解决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上写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郑广谨等著《中国红军长征记》
（1）结合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概括当时党内在探索革命道路上存在着何种分歧，并分析产生原因。
（2）结合材料三及所学知识，概括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特点。
（3）结合三则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 战国时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这些人 才大多数都来自于士阶层。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出入于各国，成为 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人才。……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为“夫 子”，其“率徒讲学，辩其谈说”，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各国养士之风盛行，最著者如齐国 的稷下学宫，名流荟萃。其他如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中君，食客都达 3000 人以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活跃的背景。
材料二 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成为中 国社会的常态。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 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宋代优遇士大 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戳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 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大概由于教育较 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更为重要。读书人往
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小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知识分子地位提高的表现。
材料三 清儒则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进士，在政治上即成骄子，根柢不能像汉人之淳朴笃厚……清政权不断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清代知识分子校勘、训 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是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 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这一风气，到道咸后，清政权将次崩溃时才变。
——摘编自钱穆《中国知识分子》
材料四 近代知识分子不幸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相交织的时代，从传统文化背景走出来的他们带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勉力经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 忧患意识又促使他们自觉入世，进行人生体验。一代学子从学术理论到个体人格的参与，从 治经到探讨治国之术的递变，都反映了他们忧时匡世之心。我们把包世臣、曾国藩和康有为 作为近代不同阶段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
——摘编自于淑敏《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前清和晚清两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并指 出晚清知识分子呈现这一特点的原因
材料五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而知识分子们也找到了方向。大批知识分子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从欧美、日本等异国 他乡纷纷回到祖国来。截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总共有 2500 多名海外专家、学者和留学 人员回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了科研、教育、国防等事业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们放弃了 在外国的高薪与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洗刷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屈辱与失败。
——摘编自李楠等《梦想与责任》
（4）根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促成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祖国建设的因素。
（5）综合上述材料回答，在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今天，知识分子应 该如何担当起历史使命
材料一：甲午战后，受战败的刺激，国人东渡留学的热情高涨。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开启了留日教育的闸门，地方督抚率先派遣了留日学生。维新运动时期，留学生作为新的社会群体有了崭新的形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强调教育要传授中国传统之学，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之不足，这受到清政府的赞赏并广为刊布。后留学日本成为时代潮流，带动了晚清留学教育的风起云涌。在此后很短的时间内，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成为中国“存亡绝续”所仰赖的力量。
——摘编自刘晓琴《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及其演变》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是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一个突出的困难在于建设和管理人才奇缺。在中苏友好结盟的条件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加速培养一支强大的建设人才队伍，成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尽管“留苏潮”经历了潮起潮落、起伏曲折，但它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各种专门人才。
——摘编自周尚文《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潮”述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民初中国留学日本人数增多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潮”形成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近现代中国“留学潮”的认识。
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社会巨变的战国时期。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宋初统治者认识到官员的俸禄与其廉洁的关系，实行了一项精简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之后又不断增加各种额外的津贴。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给予官员的俸禄待适是最为优厚的。宋代的这种高薪，对于官员的廉政有正面的保障作用。
——《宋史》
材料三：朱元璋坚持“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的观点，立下了“杀尽贪官”的决心，制定峻法，惩治贪官。《大诰》就是重典治贪的具体表现。《大诰》中普列各式酷刑，如断手、斩趾、阉割、枭首、凌迟等三十多种。朱元璋还创造“剥皮实草”之刑，凡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朱元璋还建立了厂卫制度，锦衣卫直接绕过国家正常的司法机构进行缉捕、拷问，其主要惩治对象是不法官吏。
——单卫华、赖红卫、张相军《中国廉政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分别概括宋初和明初廉政措施的特点，并分析历代封建王朝重视监察制度建设的原因。
9 . 材料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联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成为双方边界斗争的焦点之一。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根据国际法准则，珍宝岛属于中国，并一直处于中国管辖之下。
1969年3月2日，苏军出动装甲车2辆，卡车、指挥车各1辆，开进珍宝岛南端。70余名苏联边防军人分4路对中方巡逻队进行包围，发起进攻。经过1小时激战，我军予敌以歼灭性打击。3月15日凌晨，苏联边防军10余辆装甲车集结于珍宝岛对岸。3时许，苏军出动装甲车6辆掩护步兵30余人从北端侵入珍宝岛。激战9个多小时，我军顶住了苏军的6次炮火袭击和3次进攻，击毙敌上校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以下60余人，打伤8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3辆，缴获军事装备一部。自此之后苏军不再发动直接的军事进攻。
——摘编自张世忠《寸土必争——珍宝岛事件始末》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珍宝岛战役爆发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自此之后苏军不再发动直接的军事进攻”的原因。
材料一 汉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亟需象征性领袖的现实，使“天”与“君主”凸显了他们的绝对地位。知识阶层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成型过程中不得不凸显君主的象征作用，一方面又恐惧再度出现秦代君主专制权力无限扩张，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局面。于是，董仲舒再三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力之上还有“天”在临鉴，其实就是在权力已经无限的君主之上再安放一个权利更加无限的“天”。这样，知识阶层就能够又一次代天立言，拥有一些与政治抗衡、对君主制约的权利。
——摘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20世纪初，有人指出，“今之忧世君子，睹神州之不振，悲中夏之沧亡，则疾首痛心于数千年之古学，以为学之无用而致于此也。”1912年底至1913年初，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正式取消了大学经学科。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儒学的积极作用，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期儒学地位变化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前弘扬儒学精髓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