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夫前清之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划，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8月20日），《大中华》第1卷第8期

材料一   冯道（882~954），“少纯厚，好学能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皆居高官显爵，自号“长乐老”。其自诩：“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非人之谋，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

——据《长乐老自叙》等

材料二   史臣曰：（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冯）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旧五代史》

材料三   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新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