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与春秋战国相较，汉代提供了比先秦更有保障的求职途径和谋取利禄的机会，使各阶层社会流动的实现途径日益规范和制度化。汉代，不论学子出身如何，只要学业优秀并为统治者所用，便可上升到令世人仰慕的社会阶层，由学术精英和知识精英成为政治精英，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占据较高社会地位。
——摘编自薛志清等《功利观与精神的培养——对汉代士人社会流动途径的考察》
材料二 明代中期由于展开捐纳，导致官僚预备集团愈发膨胀，加之科举的额数相对稳定而不能适应人口数的增长，大批士人上进无门。时人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当时的士人杨爵“下诏狱，杖之。居数日，视无恙，复杖之”；王夫之在书中也多次谈到廷杖等酷刑对士人心态的摧残，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明末士大夫“躁竟”“激戾”“放织”等表现变成了士人群体的特有性格。
——摘编自王新博《浅议明末士人生存与心理动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使汉代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相比明末士人的变化并进行评析。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协商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协商政治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意义。
材料一 自从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整体形成后，一个国家借助关税、货币贬值或者外汇管制来改善自己商品的地位时，这种战术会遭到报复。30年代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严重的保护主义，各国高筑关税壁垒，引起了经济战，加深了危机。美国凭借在战争中树立起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地位，千方百计地按照其意志规划战后的“世界经济蓝图”，积极筹建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秩序。
——据杨泽伟《试论30年代经济危机对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影响》整理
材料二 鉴于过去国际联盟软弱无力的状态，二战后建立了强有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赋予了联合国在调配使用各国武装力量方面拥有了比国际联盟大得多的权力，在表决程序上，分别采用三分之二票和简单多数票通过，并建立了安全理事会这样一个核心机构，被全权赋予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呈现出大国的核心作用与弱小民族的权益保障并存的特点，五大国被赋予了“世界警察”的职责，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战后十余年间，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与此导向不无关系。
——王建朗《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期重建世界经济体系的背景。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期美国为实现其“世界经济蓝图”召开的会议并简述其内容。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从参加国家和决策原则两方面分析“国际联盟软弱无力”的原因。结合材料概括联合国诞生的历史意义。
材料：随着冷战后美苏两极对立矛盾的突然消失，美国战略家凭借冷战胜利的“王者之气”和以全球为视野的学术传统、将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认定为美国自己与美国在建立霸权秩序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之间的矛盾。于是，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在没有联合国决议授权。甚至没有得到大多数北约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战争使当今世界的称霸与及反霸、恐怖与反恐这两对矛盾空前激化并相互重叠。导致世界战略格局出现强力颠簸。战后，反而更加动荡。2002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441号决议的全票通过，实际上反映的是大国在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振兴全球经济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摘编自袁鹏《伊拉克战争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伊拉克战争的影响。
材料一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的人口迁移时常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动荡，其规模也大小不一。
材料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近代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的初始阶段。清乾隆、嘉庆年间，人口快速增加，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致使关内灾民流离失所。至咸丰、同治年间，不得已改乾嘉时期的“封禁”为“弛禁”，允许关内灾民到东北谋生。这一时期沙俄发动对东北地区的入侵，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大片疆土，使清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促使其加快了移民实边、抵御外侵政策的出台。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清政府下令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所有法令，更于光绪六年（1880年）颁布了放荒、免税及补助的一系列法令，鼓励关内人民到东北垦荒。自乾隆以来在东北地区实施了近二百年的封禁政策终于被彻底解除。
——摘编自吴军 王延荣《近代关内人口迁移对东北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
(2)根据材料二，简析东北地区封禁政策彻底解除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和近代人口迁移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
| 时期 | 内容 |
| 公元1500年前 | 除亚欧大陆及其非洲大陆的部分地区交往相对频繁外，其余地区整体上处于封闭状态。 |
| 15世纪末到19 世纪 | 西方国家主导了人类交往的进程，美洲、大洋洲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进入欧洲人的视野。西方人通过殖民主义，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文明的交往广度、深度有所增加，部分文明也湮灭于人类发展的长河之中。 |
| 20世纪前半期 | 两次世界大战以战争的方式把全世界纳入统一的发展轨道上，使得人类的命运在世界范围内以联盟和敌对的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场战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
| 20世纪后半期 | 美苏为代表的不同政治制度的“文明”开启了竞争并存的模式，世界文明在动荡的进程中又有所突破，不同地域的文明比之前任何时期的联系都有所增强。 |
| 21世纪以来 | 一方面，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世界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依然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 |
——摘编自程美东《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人类命运》
从材料中提取信息，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知识拟定一个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述时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培育了很多新的经济理念。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活动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物品满足需要即可。而11世纪以来的城市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即各种有用物品都可用货币标准来衡量，因此获取货币便成了获得更多物品的途径。在早期基督教价值观影响 下，财富只被看成维持“生存”的手段，现世生活应奉行苦行主义。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财富被当作价值增殖的资本，放贷可以收利的意识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扎根。同时，市民将所获财富部分地用于改善生活，其大胆的消费实践似乎并没有被上帝惩处。
——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材料二 美国真正的城市化高潮始于19世纪初。与东部沿海城市的私人主导的自发发展相比，联邦政府则更重视开发内地。 一系列运河的开挖将沿海和内地连接起来，铁路的修建也推动了中西部城市的发展。20世纪初，大城市里电报、自来水、电灯等设施得到建设，钢和混凝土等新型建筑材料创造了新的城市形态。这个时期工业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影响到城市 的居住环境，因此，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了以奥姆斯塔德为领军人物的城市美化运动，各个城市都争先恐后地发展自己的公园系统。
—— 摘编自赵亮《美国19—20世纪城市发展演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世纪城市培育的新的经济理念，结合15、16世纪相关史实说明这些新的经济理念在近代欧洲文明成型过程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城市化的特点及原因。
材料一 近代沈阳虽然较早地迈入近代化行列，但它与中国大多数较发达城市一样,不是经过工业革命，而是伴随着外力的侵入而快速发展起来的。近代沈阳在日本殖民势力、中央政府、奉系军阀三者之间的博弈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板块式的城市空间形态。
近代沈阳城市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由军事、政治发展需求，带来的阶段性用地规模的扩张。日本殖民者、晚清中央政府、奉系军阀和地方政府等多方主体在同一地区相互对抗，扩张势力，从而带动了沈阳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奠定了今天沈阳城以盛京古城、满铁附属地、商埠地、张作霖时期扩建区、铁西工业区等为基础的板块式空间发展格局，并促使沈阳进入一个超常规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时期。
——摘编自孙鸿金《近代沈阳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98～1945）》
材料二 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沈阳具有“东方鲁尔”之称号和“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之美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段内，妥善接收城市并迅速恢复各项功能之后，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和推动下，沈阳城市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对此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李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
材料三 沈阳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中，建成了具有高工业化水平的重工业基地，为支援全国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老工业基地开始逐渐陷入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所造成的发展困境，面临着经济增长衰退，国民经济地位急剧下降，大批企业濒临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待业的严峻的挑战。
——摘编自李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沈阳城市形态的形成特点，分析近代沈阳城市发展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振兴“老工业基地——沈阳”的具体举措。
材料一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民国文官制度的初创者。他关于文官考试制度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点：一、科举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考试原则蕴含着民主精神，不能将其一概抹杀，需要加以批判继承，因此大小官员都需通过考试来取得资格。二、有些人口才出众却没什么实学，容易通过演讲煽动民众而在选举中获胜；有的人善于思考却拙于表达，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大放异彩。因此还要用西方的选举制度作为补充。三、他提出“五权宪法”的构想，“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其中考试权居于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位置。说其重要，是因为它与其他各权不分高低，平起平坐；说其特殊，是因为它从其他各权中分离出来，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摘编自陶继波、马卉《民国时期文官制度发展概述——兼论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材料二 1929年8月1日公布的《考试法》中取消女子不得参加考试的规定，将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应考资格中的“民国男子”改为“中华民国国民”。这一规定，一直延续执行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38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特种考试暂行条例》，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改革文官考试的“基本立法原则”。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的陈大齐曾对国民政府的人才标准和考试科目设置作了详细说明：抗战后，情势变迁，每次举行考试，都有迅速结束的必要，遂简化二试为一试，共同科目与特殊科目合并在一次考试内考毕，不分先后。共同科目与特殊科目的并重，论者谓为兼采英、美两国考试制度之长，亦足为考试制度上的一个优点。据亲历文官考试的汪掁国回忆：“文官考试从其考试科目之内容来看，封建科举的气息少，很大程度上有似欧美、日本的文官考试，所考的多系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与科举时代所取类皆文艺辞章之末，有所不同。这种文官考试，更多的是注重实务、注重才能。”
——摘编自房列曙《抗战时期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关于民国文官考试制度设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简析抗战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的进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