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刘克庄（1187-1269年），福建莆田人。宝庆元年（1225年），刘克庄任建阳县令，到任之初，他发现建阳县义仓仅存粮八百石，便多方筹款购粮三千石，使之恢复原有的储备规模，以应急需，并特撰仓联“聊为吾民留饭碗，岂无来者续新灯”以警示后来者，被誉为“父母之心，仁人之言”。嘉熙四年（1240年），年逾半百的刘克庄出任广东提举，继转漕运兼市舶使。刘克庄在粤期间，以关心民瘼为己任，清理积压狱案，为弱者申冤，力办利民实事。在南粤任上，旱情不断，刘克庄不忍庄稼将熟而枯败，孑民几番饥馁，连连祈雨抗旱。甚至于行将调任离职之际，他仍怀拳拳爱民之心，祈神施雨。
——摘编自《刘克庄：“聊为吾民留饭碗”》
(1)根据材料，概括刘克庄的主要事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刘克庄的事迹体现出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而且是在更高的学说基础上进行的。启蒙思想家们向世人宣称：人的相对正确的主规意识是衡量和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詹姆士·斯鲁威尔在《西方无神论简史》中这样写道：“（启蒙思想家）公开地提出控告，像这样大胆的控告以前是用所未闻的。现在要把罪犯拉到法庭上来，瞧，罪犯就是基骨！”他们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不但限制了人们身体上的自由，更扼杀了人们思想上的自由，这种不自由正是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和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根源，正是这种高举呼呼自由的旗帜，使得启蒙思想收兼了广大的拥趸。
——摘编自王颖茜《西欧启蒙思想研究》
材料二 《人权宣言》颁布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约定俗成地认为，其直接来源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它庄严宣布，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者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人民享有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的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之后，将其列入1791年、1793年宪法序言。有西方学者把《人叔宣言》誉为“旧制度的死亡证明”和“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摘编自吕一民《法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文艺复兴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在宣传理论的形式上的不同点，并归纳启蒙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的主要理论渊源及其意义。
材料一 自行车又称脚踏车、自由车，1790年由法国人发明。1839年和1853年，英国人和德国人分别发明了自行车踏板，后来又有了一些发明，至1889年，苏格兰人发明了充气空心轮胎，形成了当今自行车的样式。鸦片战争后，自行车传入中国。据1868年11月17日《上海新报》报道，当时上海街头已出现了自行车，不过仅有几辆，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坐车上，用两脚点地而行；另一种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随着自行车的流行，19世纪末，自行车修理业务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行当，销售自行车已成为一些外国洋行和中国商店的重要业务。20世纪初，自行车专卖店在许多大城市出现，自行车已经成了人们熟知的交通工具，但价格一直居高不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自行车业发展迅速。1928年，南京市有自行车590辆，1936年增至8944辆。1948年，上海市有自行车23万辆。
——摘编自闵杰《中国自行车的早期历史》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只有1.5万辆左右，1956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6.7辆自行车。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行业以凤凰、永久、飞鸽、红旗、五羊等品牌企业为代表，形成了整车和零部件齐备、配套完整的生产体系，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自行车产销第一大国；1998年，中国自行车出口1761万辆，首超过内销量；据中国自行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自行车保有量已达到4亿辆，高居全球榜首。与此同时，中国的自行车产量、消费量、出口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自行车的年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已累计出口超过10亿辆，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人们便捷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进入21世纪，自行车行业已逐渐步入成熟期，用户增长速度逐渐变缓，行业格局趋向稳定。
——摘编自钟雁明《中国自行车如何“富起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自行车业的特点，并指出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自行车业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并归纳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从“中美商约”的内容可以看出，除部分特殊说明外，几乎所有的文字都表达了“平等”与“互惠”的内容，体现了近代“国际程序”和“国际公法原则与惯例”。与以往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这个商约可算文明多了，尤其是条约中规定的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是双方互有的，然而对于国民政府的这一“丰功伟绩”，中国国民的反应却是：舆论界的哗然！民众的声讨与谴责！
上海企业界的喉舌《大公报》高声呼吁：“……我们不理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为我们国内工业、我们的经济和我国人民的生活谋取某种保障。”《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记者报道说，上海“街头巷尾的议论，把这项条约赋予的权利比作赋予一辆汽车和一辆黄包车使用马路的同等权利。”……延安各界人士要求将11月4日定为新的“国耻日”，并称该商约为“新的二十一条”！
——摘自李芬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新论
材料二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是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一个新型的双边关系条约，不仅是一个军事同盟，更是一个政治同盟。这个同盟不仅为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东山再起以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之相勾结的国家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新侵略，更是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友好与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苏双方表示愿以忠诚合作的精神，参加所有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迅速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条约的第四款，明确规定了中苏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均进行彼此协商，在新条约中，旅大及中长铁路问题已不作为苏联为取得某些特殊利益的前提条件，相反苏联方面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保证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力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出，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比，在本次条约的签订中，中方完全彻底地收回了对旅大的主权
——摘自栾景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产生的影响，并指出中国国民反应激烈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体现出的新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具体表现，并概括归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影响。
(3)根据《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产生的不同影响，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北宋由于田制不立，“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占田极少的自耕农户或沦为佃农，或涌入城市成为流民。北宋政府规定，农村占田20亩以下的五等户、城市家财50贯以下者为“贫下之民”，灾害的检视、赋税的免除到劳役的征发皆以此为准。除了传统的常平仓等救荒措施外，北宋先后出台济贫的法律,并设立福田院和居养院等机构，收养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新兴的富民阶层也在地方设立经常性的机构，赈济邻里、兴教助学等。但纵观整个北宋，民间救济的地位和效果都难以和政府相提并论。
——摘编自张文《论两宋社会保障体系的演变脉络》
材料二 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的英国(英格兰)，贫困流浪人口逐年增加，其中一部分成为前工业时代的廉价劳动力，其余则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随着英国宗教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新教徒们认为贫穷是懒惰造成的，是可耻的；他们认定只有辛勤工作才能创作财富。1495年，英国颁布第一项关于贫困的法令，规定健壮的流浪穷人一旦被捕则须罚监禁数日，其间只供应水和面包，之后则强制遣返至出生地；如再次被捕则加重惩罚，甚至要遭受鞭刑；儿童流浪者必须充当学徒至成年。部分英国人文主义者则强调贫穷的社会因素，他们推动了英国议会济贫观念的转向。1572年,英国出台济贫法令，强调为健壮的流浪穷人提供工作；1598年，英国设立了贫民监督官办公处，负责征收济贫税和为健康的穷人提供工作。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北宋济贫事业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政府对贫民态度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作用。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英济贫活动的启示。
材料一 作为处于元和清两个少数民族王朝政权之间的汉族政权，明王朝既继承了元朝留下来的庞大疆域及相关认知，又在把传统中原王朝的“中国观”“天下观”以及“内中国而外夷狄”等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明太祖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在从东北、到华北和西北、到西南等广大的民族边疆地区，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明中央在边疆防御的主要对象。其次，明初继承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施政治国的最高目标是“定天下于一”。……天顺御制《大明一统志·图序》中言及的“边疆”和“四夷”，不仅包括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民族部族或政权等。
——摘编自彭勇《徘徊在近代化社会的大门外：明代的边疆民族观念及政策评说》
材料二 “占领总统府”这一胜利，不仅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同时也宣告了我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时代的即将到来。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必须解决好民族问题。1949年全国政协大会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专门征求著名的民族理论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同志旁征博引，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实施的原则和意义，认为“不能不根据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经过不同的具体道路，采取不同的形式。”
——摘编自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等
(1)根据材料一，分析明初统治者的边疆民族观并指出该观念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民族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受气候、棉花生产特性等自然因素影响，中国棉花主要产区集中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江苏、陕西等省。民国时期，这些省份的棉花种植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如1914年，河北省棉花种植面积为4124千亩.1937年增至12760千亩。近代中国棉花的消费对象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以及华北4省的华商纱厂、日本纱厂以及日本本土纱厂。这一时期新增的棉花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毗邻纱厂或近代交通线的地方，如山东棉花种植集中在黄河以北、小清河流域、津浦沿线一带。由此可见，棉花种植所引发的农村经济结构变动是区域性的。
——摘编自王建《市场导向下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
材料二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实业家开始注意中国农作物品种的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曾呼吁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并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探索，优质棉种试种在第三年获得成功，产量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不久，上海工商界名流联合发起并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开辟了更大规模的植棉试验场，推广美国优质棉种。
——摘编自戴鞍钢《民族工业与近代中国农村》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民国时期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民国初年工商界的植棉改良行动进行评价。
材料 朝鲜战争是二战后在核阴影笼罩下的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这场战争经历了三年零一个月，停战谈判持续了两年之久，出现了边打边谈、以谈促打的局面。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一直很注意战争局部化的问题，严格限制了作战的规模和作战手段；同时，鉴于现代局部战争中军事行动和政治斗争紧密交织，中国一方面组织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十分注意运用谈判斗争等形式，争取达成对我方有利的战争结局。抗美援朝战争为我军打赢现代局部战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民统治斗争，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摘编自丁伟《朝鲜战争的特征及对现代局部战争理论的影响》
(1)根据材料，归纳抗美援朝战争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材料一 两晋以后，佛教渐盛。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佛教，得到皇帝、士大夫的倡导、扶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强大的寺院经济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封建朝廷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的利益。公元489年左右、范缜写成了《神灭论》主张“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否定“形亡神存”，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螽俗”。
——摘编自杨世秀《浅谈范缜及其＜神灭论＞》
材料二 宋代“材英佛壮”（以探究请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因义理过于烦琐深奥，逐步趋于式如。与之相对的“功选型佛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医放为基础）由于契合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并之案必有命块”的传统报应观念，再加上简单易行，颇有民众情绪，成为普通民众佛教修行的主要选择，正是名日繁多的佛事活动和功德回向的福报观念，使佛投这一信仰系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沸寺呈现出香火鼎盛，信众云集的景象。
——摘场自陈雷（宋代佛数世俗化的向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归纳范填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片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佛教对宋朝文化的影响。
材料 1994年德国政府发表的《安全政策白皮书》公布了德国新安全战略的三层目标：“保卫德国及其盟国的安全，预防、限制和结束可能危及德国或德国盟国的领土完整与稳定的危机与冲突；建立有利于德国的欧洲安全机制；愿以联合欧洲中一平等分子之地位贡献世界和平”。在安全观念上，德国认为，欧盟是当今世界的重要一极，德国是这一极中的核心力量，一个多极的世界有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与安全观念转变相适应，德国的安全手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重视运用经济、联盟和联邦国防军等综合国力，建立更具适应性、灵活性的安全体系，在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中加强安全合作，广泛运用外交、安全、国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
——摘编自夏立平《三重身份视域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冷战前后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冷战后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