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学素有“食货之学”的传统，“食”代指生产，“货”代指流通，正史多列有《食货志》，即为经济史专篇，复写、记录了中国历代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经济活动和发展脉络。以《明史》食货志为例，其条目如下：食货一：户口、田制、屯田、庄田；食货二：赋役；食货三：漕运、仓库；食货四：盐法、茶法；食货五：钱钞、坑冶、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食货六：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
——据《明史》（1739年修成）等编写
材料二 本书的第一卷就在研究劳动生产力得到改善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出在社会各阶层与不同条件的人民之间，自然而然分配的次序；本书第二卷将说明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资本使用方式不同，所推动的劳动数量又会有何不同；自从罗马帝国覆亡之后，欧洲各国的政策对手工艺业、制造业和商业等城市产业有利的程度，一直优于农业这种乡村产业。本书第三卷将尝试说明这种政策的由来；在本书第四卷，我将尽可能周详解释这些不同的学说（如重商主义、殖民思想），以及他们在不同时代与国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书第五卷，则是讨论君主或政府的收入。
——据［英国］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出版）
(1)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与《国富论》相比中国古代“食货之学”有何特点，并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
(2)结合材料二，说明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的婚姻观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50年《婚姻法》的核心理念，概括其贯彻实施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进步主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忽必烈在建立元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自北而南，陆续设立了岭北、辽阳……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征东等行政区域。起初是十一大军区，主要服务于军事控制与镇压，又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它具有两重性质，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权力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为主宰……元廷因俗设立“土官”，通过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实行强制性的检括户籍、设立驿站、缴纳赋税、征调军队等。由于统治民族是来自边疆的蒙古族，他们将汉地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都当作被征服地区，与中原王朝将边疆视为蛮夷之地的传统观念迥然不同。吐蕃地区比较特殊，基于忽必烈和帝师八思巴的特殊关系，元朝首次在吐蕃实行“政教合一”和宣政院统辖的制度，但阅户、缴税和驿站等依然如故，而且比后世对吐蕃的控制似乎更直接。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意的正确选择，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反复比较而做出的伟大创举。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28日）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边疆治理的主要特点。指出元朝边疆治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一制度创新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何历史意义？
材料一 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及其解决的道路，取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少了两件东西∶独立和民主。却多了两件东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中国革命有在农村首先胜利的可能。
——摘编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等
材料二 1953—1957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是重点，占58.2%，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这些建设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郭笑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
材料三 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指出，14年前（即1978年）我们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当前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革命道路。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3)材料三中的“新的革命”和“新经济体制”分别指什么？
材料一1978~2000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加强了执法和司法工作。江泽民同志坚持我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在全党开展“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随着“三讲”教育活动不断深入，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讲”教育活动，是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在党内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在治国方略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经验。而“三个代表”的要求，又为我们党实践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指明了奋斗方向。
——摘编自朱少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材料二坚持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现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当今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面对国内利益关系多样化的趋势和全球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党和国家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提高以德治国的水平。
——摘编自崔耀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从改革开放起步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所做出的努力。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具体说明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抓”的原因。
材料一
| 太史伯 |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
| 孔假 |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 孔子 | 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
| 孟子 |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
| 晏子 | 和，如羹焉。水、火、醯(醋)、醯(酱)、盐、梅，以烹鱼肉 |
——引自《国语》《论语》《孟子》《中庸》《左传》
材料二 南宋思想家杨简在初见陆九渊时间，人的“本心”(禅学用语)如何?陆九渊援引了《孟子》中论到善之四端的一段：“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杨简说，他从孩提时代便已学过这一段，却始终不明白人的本心何所指。杨简时任富阳主簿，在谈话中间还要出去处理一桩诉讼案，然后回来又与陆九渊继续谈话。陆九渊说：刚才你断案，知道怎样判断是非，这便是你的本心。杨简问：仅止于此吗?陆九渊大声回答说：你还要什么?杨简就此顿悟，由此成为陆九渊的弟子。
——摘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材料三 主权与治权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就意味着可以行使治权。因此，像管治内地省市那样管治香港，是完全符合主权原则和国际惯例的。但中央政府把香港设立为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出的政治决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已经是区域性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独特的营商环境、法治规则和国际联系，是任何一个内地城市都不具备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后，香港以其独特的优势，助力国家发展，弥补国家短板，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保留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仅有利于香港继续繁荣稳定，也可以令香港为国家未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可谓利国利港，一举两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华文化中“和”思想的内涵，指出其对中国人的影响。
(2)阅读材料二，指出陆九渊学说的名称并概括材料所反映的中华文化的特点。结合佛教传入并影响中国的相关史实，说明中华文化在交流中得以不断发展。
(3)根据材料一二三，指出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制度依据及原因。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后来成为国际法的普适性基础。但们并非天然就具有普适性。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清末民初关于中国古代国际法的研究，以时代的世界的眼光重审视中国古史。宋育仁不仅以“春秋公法”比拟西方公法，更利用国际法的规则与概念，如“身治”“实际”等，来论证《春秋》具备适用于世界的、永恒的普世价值：《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实历四交公法，即万世之公法。如会盟朝聘、侵伐平乱、行成存亡、继绝灭亡、会盟班次，无事不备，无义不特·此类皆西书公法所斤斤聚讼讫无定论者。《春秋》三传各有义例，合之乃成完备。如自治境内，义在《谷梁》；交际礼仪，例在《春秋》；驾驭进退，权在《公羊》。胡薇元在《公法导源》对包溶于礼、伏笔于传的中国古代外交思想进行挖掘和重新阐释，从《春秋》等古史中梳理出与近代国际法规范相匹配的知识资源，实现了中西法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摘自金瑶《东方国际法谱系的重新发现》
材料三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达主张、开展法律实践。1960年，22个非洲国家联同部分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案，并一致投票支持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落实。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闻遭界争端的决议》，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出成员国保证尊重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经非洲国家广泛实践，该项内容被奉为国际社会处理边界问题的圭臬，并由国际法院确立为一项国际惯例。1972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首次将发展权定义为人权。发展权自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
——摘自洪永红《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国际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末民初中国古代国际法研究。
(3)根据材料三，归纳非洲国家在国际法发展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根据《中国滋味：盐与文明》整理中国古代盐政发展简况
| 时期 | 简况 |
| 夏商周 | “盐虽入贡，未尝有禁法” |
| 春秋战国 | 有私商以盐致富，如猗顿以贩卖河东池盐发财。齐国管仲提出“官山海”的盐法，主张国家垄断专卖。商鞅变法主张“壹山泽”，国家控制盐的生产和流通，商人分销需交重税。 |
| 西汉 |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卖，设置盐官，尽收盐利。 |
| 东汉 | 光武帝废除食盐专卖之法，听民制盐，自由贩运。在产盐区设置盐官收取盐税。汉章帝时期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官营办法。 |
| 三国两晋 南北朝 | 多实行专卖，南方对食盐实行征税制。 |
| 唐 | 唐代盐业政策继承前代的征税制，官营制度、无税制（对盐池、盐井），也有创新，例如盐的代租制、租佃制。各地盐法有不同且有变化。 |
| 五代 | 盐法逐年严密，期间也一度松弛盐禁。 |
| 宋 | 建立完备的食盐专卖制度。初期实行官卖法（官运官销），后主要实行通商法（官府把官盐卖给商人销售）。 |
| 元 | 盐法逐渐严密，官盐渐贵，强配民食引起民怨。 |
| 明 | 前期主要实行开中法，实行民产、官收、商运、商销。明神宗时期，政府将食盐 收买运销之权都交给商人，从此开中法废止，民制、商收、商卖的纲法兴起。 |
| 清 | 由户部管理全国盐务，盐政之权分与各省。·食盐销售主要实行官督商销，使专 业盐商垄断了盐的收买、运输和销售。 |
材料二：（宋）蔡京创行盐引法，用官袋装盐，限定斤重，封印为记，一袋为一引，编立引目号簿。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领引，引核对号簿支盐运销。到期盐未售完，即行毁引，盐没于官。……当时盐引又称钞引，在盐钞取盐凭证的基础上增加了官许卖盐执照的性质，在行销制度方而更为严密。
(明)开中制，就是政府控制盐的生产和盐的专卖权，根据边防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出榜招商，应招商人必须把政府需要的实物输送到达防卫所，才能取得贩盐的专利执照“盐引”。 然后，（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盐，并在指定地区内销售。……后来盐商为了减少运粮的费用，纷纷到北边军镇附近屯垦，将所产粮食就近供应边关。……开中盐法首创于山西，在纳粮贩盐的商人中，山西商人最多。
——摘编自王仁湘《中国滋味：盐与文明》
(1)根据以上材料，概括中国古代盐政发展的特点。采用一个新的时间尺度，对古代的盐业经营变化进行阶段划分，并简要说明划分依据。(2)根据材料二，说明蔡京创行“盐引”的直接作用。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代开中制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