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於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清史稿·志·一百五十
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析李鸿章之建议。永乐十八年（1420），紫禁城工程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的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六百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
——摘编自纪录片《中国通史》解说词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析明清“紫禁城（故宫）”之价值。材料 宋神宗年间，山东的女子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被叔叔许配给了丑陋的韦大。阿云因不满这门婚事，趁韦大熟睡时连砍他十几刀，但只砍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县衙很快将阿云拿住，阿云承认凶手就是自己。于是县衙裁定阿云犯十恶重罪之一的“妻杀夫”罪名，判阿云斩刑。该案呈送州衙后，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发生在为母服丧期间，属无效婚姻，因此阿云的行为不属于“妻杀夫”，而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罪行，且阿云有自首情节，应当判处流刑。大理寺、审刑院及刑部经讨论后，认为阿云的行为应以“谋杀已伤”罪名处理，故判处阿云绞刑，而不是流刑。许遵不服，便奏请皇帝裁决。宋神宗支持许遵，下旨免了阿云的死罪。但圣旨被大理寺驳回，宋神宗只得将此案交由大臣讨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谋杀的主观恶性极大，这种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不可允许自首；而且阿云最初是没有自首的，直到被官府拿获后才招供，司马光认为此种行为称不上自首。因此，司马光坚持按照《宋刑统》判处阿云绞刑。在司马光看来，如果轻饶阿云，那么尊卑、规矩将成为一纸空谈。翰林学士王安石则支持许遵，他认为司法判决应当就事论事，阿云属于“只谋未杀”，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提出，“因盗伤人”的罪名要重于“谋杀伤人”的罪名，连前者都允许自首，后者也可推知应该允许自首。同时，王安石认为有司的职责仅限于适用法律，至于有争议之处应由皇帝定夺；如果任由有司超越立法原意、舍法而论罪，则百姓对法律的稳定性预期会被打破，致使“人无所措手足”。百官对此案的看法莫衷一是，最终，宋神宗经过权衡，选择了王安石的意见，判处阿云流放。
——摘编自袁易鑫《宋阿云之狱》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神宗年间的阿云案的判决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粮食安全观摘录
| 内容 | 出处 |
| “国家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 《礼记·王制》 |
| “粟者，王之本事也”“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 《管子·治国》 |
|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 《汉书·食货志》 |
| “蓄积藏于民为上，藏于官次之，积而不发者又其最次。” | 《救荒活民书》（南宋） |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主管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高度重视粮食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提出“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吃的方面，先粮食后副食品”“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60年代初，他又提出“在粮食问题上，应该有这样的目标：一是要过得下去，二是不依靠外国”。这一系列有关粮食安全的思想，对于今天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安全治理能力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赵纪萍《陈云的粮食安全思想和主张》
材料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粮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基，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为核心战略思想的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摘自毛长喜《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粮食安全观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相比，新中国粮食安全观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商博良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译。
材料一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
——1940年11月周恩来《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
| 书籍 | 原作者 | 出版时间 |
| 《少年维特之烦恼》 | 歌德（德国） | 初版于1922年4月10日上海泰东图书局 |
| 《鲁拜集》 | 欧玛尔·海亚姆（波斯） | 初版于1924年1月1日上海泰东图书局 |
|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 河上肇（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 初版于1925年5月商务印书馆 |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卡尔·马克思（德国） | 初版于1931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 |
| 《生命之科学》 | 威尔斯（英国） | 初版于1934年商务印书局 |
| 《美术考古一世纪》 | 德亚多尔夫·米海里司（德国） | 初版于1948年8月上海群益出版社 |
——摘自《郭沫若译作选》
材料二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东西方文化就如同两条彩带缠绕在中华民族精神转型和发展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先贤们主动吸纳西方先进的价值理念，构建和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而翻译西方经典名著，宣扬域外先进精神理念，以此教化国人，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则是其中主要的途径之一。深谙其道的郭沫若也同样延续着相同的文化路径，将翻译活动作为自我文化建构的出发点。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译作再版梳考》
(1)材料一对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国有什么帮助。(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翻译活动。
如果我们从马其顿转向更广阔的世界就会发现，以利他主义或哲学的目的来混融文化绝非亚历山大的意图，但是他行动的结果却造成了文化的混融。在帝国的不同地区，这种混融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在马其顿的领导之下，城邦国家仍然以自我的方式继续着……有些城市非常繁荣，尤其是帕加马，发展了堪与亚历山大里亚媲美的文学和艺术。
——理查德·斯敦曼《亚历山大大帝》（1997）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希腊化时代的文化。材料 （刘祚昌先生）对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内容和编写方法做了实质性的改进，使以往干巴巴的世界史变成了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活生生的历史。其概要如下：
教材编写方法 | 教材的内容 |
| 采取了整体史学的宏观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站在全人类的大视角，对世界历史进行纵横交错的宏观把握。 | 改变了以往世界史只注重政治、经济史的做法，增加了社会史的内容。 |
| 加强了对近代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力度。 | |
| 重视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研究。 | |
| 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等。 |
——摘编自陈海宏、吴倩《刘祚昌先生的世界史研究》
请对刘祚昌先生关于世界近代史教材编写的观点进行评析。（说明：可以在“教材编写方法”或“教材的内容”中任选角度，也可以从材料的整体角度出发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请简要评析梁启超在《王荆公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材料 “文明等级论”兴起于19世纪前后的欧美学术界。这种学说以西方自称的“文明标准”将世界各地的民族划分成野蛮、蒙昧、半文明和文明四个等级。其中，“处于野蛮下的人们，几乎完全靠狩猎、捕鱼和土地上的自然物为生。”稍高一等级的是“处于蒙昧下的人们，主要以放牧和经营一些粗放的农业为生。”再高一等级的是处于“半文明状态人们”，在这里“农业和制造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但对外贸易极为有限”。
——杨共乐《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
依据材料，指出西方宣扬“文明等级论”的目的，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这一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