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初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采用重商政策进行改革。管仲实行“官山海”政策，国家控制盐铁等资源，由民间生产，国家收购专卖，寓税于价；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君主要“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鼓励商人“通齐国之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认为“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采取各种措施招徕优待各国商人，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管仲一系列的经济举措，使齐国迅速走向富强，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摘编自《管仲经济思想》

材料二   重商主义诞生于15世纪的西欧，盛行于16、17世纪。托马斯·盂是17世纪英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他认为为了扩大贸易出口，必须扩大国内的商品生产，国家应该用关税政策来保护制造业发展，促进生产，增加就业。他还主张通过发展航运业来扩大对外贸易，进而增加国家财富。该书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主张成为18世纪英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西欧经济史》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王韬首先提出“商富即国富”，以“恃商为国本”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精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郑观应的思想显得更为激进，他直接将“商业”作为武器，提出“商战”的口号，主张“兴制造”即“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他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所以“振兴商务为富强之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

——摘编自《清季重商思想新论》

材料   鲁迅对传统生活的虚伪与残忍的谴责,其严肃的道德意义甚明,表现得极为熟练,这可能得益于他的博学,更甚于他的讽刺技巧。在《狂人日记》中,他没有把狂人的幻想放在一个真实故事的构架中,而是加油加醋,把各种中国“吃人”的习俗写进去,因而未能把他的观点戏剧化。然而作为新文学的第一篇欧化小说,《狂人日记》仍然表现出了相当出色的技巧和不少讽刺性。故事开端的介绍说狂人“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做正常人的代价,似乎便是参加“吃人”游戏的行列。

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老实人“性格率真,思想单纯”。开始,老实人相信他的老师庞格罗斯运用“心理玄学、神学和宇宙学巧妙证明”的知识,认为“万事有果必有因”“一切都完美”。然而,“人间天堂”瞬间倾覆,厄运与灾难接踵而至,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完美世界”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老实人》与其说是对乐观主义的批驳,不如说是对人们试图用以解释和主宰他们生活的各种体系的嘲弄。

——整理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韩水仙《小说与启蒙-1750~1789法国小说研究》整理

薄伽丘的《十日谈》描写的是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城的10名青年人，在瘟疫隔离期间为了排遣恐惧而讲述了100个故事。许多故事都抨击天主教会和宗教神学，着力揭露他们的虚伪和奸诈。在这些故事中，僧侣们道貌岸然，骨子里却男盗女娼，是十足的伪君子，其根源出自教规的虚伪和反人性。《十日谈》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歌颂爱情，认为爱情是崇高的、合乎人性的，人有权享受爱情和现世的幸福。

“三言二拍”是明代优秀的短篇小说集。与前代文学作品相比，“三言”中的商人，多数已不是为富不仁之辈，而是一些善良、纯朴、有道德的正面形象。“二拍”中的一些作品则注重描写商人的逐利，更直接地接触到了商业活动的本质。

薄伽丘对教会的批判，表达了城市平民阶层对神权的不满。“三言二拍”中将商人小贩、工匠等作为小说的主角，成为当时的一种新现象。

——根据郑克鲁《外国文学史》和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整理